王子今:秦二世直道行跡與望夷宮“祠涇”故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34 次 更新時間:2019-06-16 23:35:54

進入專題: 秦直道  

王子今  

   摘 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記載,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東巡途中駕崩,趙高、李斯、胡亥策劃沙丘政變,將棺載在辒涼車中,經直道返回咸陽。隨后胡亥即帝位。這是秦二世胡亥經行直道的明確記載。秦二世元年(前209),由李斯、馮去疾等隨從往東方巡行。“遂至遼東而還”“還至咸陽”,很可能再次行經直道。致使望夷宮之變發生的“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及“齋于望夷宮,欲祠涇”事,或許也與直道交通有關。

   關鍵詞: 秦始皇;直道;秦二世;巡行;交通史

   作者簡介:王子今,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陜西理工大學漢江學者,研究方向為秦漢史。本文原載《史學集刊》2018年第1期。

  

   秦始皇于出巡途中駕崩,車隊在“秘之,不發喪”的情況下繼續行進。秦二世胡亥與載運秦始皇尸身的辒涼車經行直道回到咸陽。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后,曾效法“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以擴張行政權勢為目的東巡,至遼東,還至咸陽,很可能再次經歷直道。導致望夷宮之變發生的“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于是“乃齋于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事,可能也與直道交通有某種關系。秦二世直道行跡對于秦帝國行政史以及秦帝國交通史的研究,都具有值得關注的意義。

  

   一、沙丘陰謀與“行從直道至咸陽”

  

   按照司馬遷的記述,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途中病重去世。趙高與胡亥、李斯密謀策動沙丘政變,安排胡亥即位。《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辒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辒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辒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1]

   隨后就有直道之行。隨后又有秦二世即位,秦始皇入葬事:

   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2]

   司馬遷的記敘雖簡略,卻描述了一個時代的莊嚴落幕,一個新的歷史轉變的冷酷開啟。

   自秦王朝開始,許多代王朝都在第一代執政者與第二代執政者權力交遞時發生政治危機。秦代如此,西漢王朝劉邦擬廢太子劉盈立趙王劉如意引起上層朝臣恐慌也是如此,此后隋代、唐代都重現了同樣的政治危機。明清史也可以看到重復的情節。這種歷史活劇的第一幕的演出,秦直道作為重要的布景,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秦始皇設計規劃,并指派“名為忠信”,[3]最為信任親近的名將蒙恬主持修筑了這條直道。這一交通史的杰作,卻沒有能夠迎來秦始皇本人的踏行。他只是在已“崩”之后,以“會暑,上辒車臭”,“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的特殊的尷尬方式行經了這條道路。

   秦二世胡亥可以說是第一位行經這一當時世界交通史上規模最宏偉的道路的權位最高的執政者。

  

   二、《秦始皇本紀》載秦二世元年東巡事

  

   據司馬遷在《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中的記載,秦二世元年(前209),李斯、馮去疾等隨從新主往東方巡行。這次出行,時間雖然頗為短暫,行程卻甚為遼遠。《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止于秦二世三年(前207),然而不記此事。由于秦二世是所謂“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4]的亡國之君,后世史家對秦二世東巡也很少予以注意。可是從交通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其實應當肯定這一以強化政治統治為目的的行旅過程的歷史意義。從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分析,也可以由此深化對秦文化某些重要特質的認識。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記載,“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即位初,就刻意維護專制的基礎,炫耀皇權的尊貴,于是有巡行東方郡縣之議: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并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于久遠也如后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遂至遼東而還。……

   四月,二世還至咸陽。[5]

   根據這一記述,秦二世及其隨從由咸陽東北行,“到碣石,并海,南至會稽”,又再次北上至遼東,然后回歸咸陽。

   所謂“東行郡縣”,“到碣石,并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史記》卷二八《封禪書》則記述說:“二世元年,東巡碣石,并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6]可見,秦二世此次出巡,大致曾行經碣石(秦始皇三十二年東行刻石)、鄒嶧山(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刻石)、泰山(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刻石)、梁父山(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刻石)、之罘(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立石,二十九年東行刻石)、瑯邪(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刻石)、朐(秦始皇三十五年立石)、會稽(秦始皇三十七年東行刻石)等地。可以看到,秦二世此行所至,似乎在重復秦始皇十年內四次重大出巡活動的軌跡。

   通過與《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出巡情形的比較,也可以認識秦二世東巡的行進速度: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瑯邪。……自瑯邪北至榮成山……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臺。……棺載辒涼車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

   ……九月,葬始皇酈山。[7]

   秦始皇此次出行,總行程很可能不及秦二世元年東巡行程遙遠,然而包括“棺載辒辌車中”自沙丘平臺回歸咸陽(由于李斯等“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甚至“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辒涼車中可其奏事”,行經這段路途的情形當一如秦始皇生前),歷時竟然將近一年。從咸陽啟程行至云夢以及從沙丘平臺返回咸陽,有較為具體的時間記錄。秦始皇僅行歷這兩段路程使用的時間,已經與秦二世元年東巡歷時大致相當。

   秦二世四月回到咸陽,七月就爆發了陳勝起義。不久,秦王朝的統治就迅速歸于崩潰。可以說,秦二世“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的政治目的并沒有實現,沿途山海之神“皆禮祠之”的虔敬也沒有得到預想的回報。從政治史的視角考察,秦二世東巡不過是一次徒勞無功的迂拙表演。然而從交通史的視角看,卻應當充分肯定這一旅行過程雖然作為帝王出巡必然侍從浩蕩、儀禮繁縟,卻仍然表現出較高效率的重要意義。

  

   三、秦二世東巡的歷史真實性

  

   秦二世元年東巡有各地刻石遺存,可知歷史記載基本可信。《史記會注考證》于《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有關秦二世刻石的記載之后引盧文弨曰:“今石刻猶有可見者,信與此合。前后皆稱‘二世’,此稱‘皇帝’,其非別發端可見。”陳直指出:

   秦權后段,有補刻秦二世元年詔書者,文云:“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秦始皇為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于久遠也,如后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與本文前段相同,而嶧山、瑯邪兩石刻,后段與本文完全相同(之罘刻石今所摹存者為二世補刻之詔書,泰山刻石,今所摹存者,亦有二世補刻之詔書)。知太史公所記,本于秦紀,完全正確。[8]

   馬非百也曾經指出:

   至二世時,始皇原刻石后面皆加刻有二世詔書及大臣從者名。今傳嶧山、泰山、瑯邪臺、之罘、碣石刻石拓本皆有“皇帝曰”與大臣從者名,即其明證。[9]

   以文物遺存證史籍記錄,可以得到真確無疑的歷史認識。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于是才有“(趙)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賜死”的政變。[10]可以說,秦二世的地位是隨從秦始皇出巡東方得以確立的。而秦二世即位之后,東巡也成為他最重要的政治活動之一。由于有隨從秦始皇出巡的經歷,秦二世元年東巡于是有輕車熟路的便利。而李斯曾經多次隨秦始皇出巡,當然也可以使秦二世東巡路線的選擇更為合理,日程安排和行旅組織也表現出更高的效率。[11]

   對秦二世出巡歷史真實性的懷疑,在于對秦漢交通事業的發達程度缺乏了解。宋人孔平仲曾批評漢武帝巡行的交通效率:“《郊祀志》:漢武三月出,行封禪禮,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復歸于甘泉。百日之間周萬八千里,嗚呼!其荒唐甚矣。”[12]這當然也透露出宋代文士與秦漢時人交通理念存在明顯的差異。

   四、秦二世“遵述舊績”說

   史念海很早以前論述秦漢交通路線時就曾經指出:“東北諸郡瀕海之處,地勢平衍,修筑道路易于施工,故東出之途此為最便。始皇、二世以及武帝皆嘗游于碣石,碣石臨大海,為東北諸郡之門戶,且有馳道可達,自碣石循海東行,以至遼西遼東二郡。”[13]秦二世元年東巡,往復兩次循行并海道路,[14]三次抵臨碣石。遼寧綏中發現分布較為密集的秦漢建筑遺址,其中占地達15萬平方公里的石碑地遺址,有人認為“很可能就是秦始皇當年東巡時的行宮”,即所謂“碣石宮”。[15]對于這樣的認識雖然有不同的意見,[16]但是與陜西臨潼秦始皇陵園出土物相類似的所謂“高浮雕夔紋巨型瓦當”的發現,說明這處建筑遺址的性質很可能確實與作為天下之尊,“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17]的秦皇帝的活動有關。

秦二世的遼東之行,是其東巡何以行程如此遙遠的關鍵。史念海曾經說:“始皇崩后,二世繼立,亦嘗遵述舊績,東行郡縣,上會稽,游遼東。然其所行,率為故道,無足稱者。”[18]其實,秦二世“游遼東”,并不曾循行始皇“故道”。然而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出巡,“至平原津而病”,后來在沙丘平臺駕崩,乘輿車隊駛向前往咸陽的歸途。可是這位志于“覽省遠方”“觀望廣麗”[19]的帝王,在“至平原津”之前,是不是已經有巡察遼東的計劃呢?此后帝車“遂從井陘抵九原”“行從直道至咸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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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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