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劉賀昌邑-長安行程考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33 次 更新時間:2019-06-16 23:34:17

進入專題: 劉賀  

王子今  

   在“昭帝崩”后,霍光等決策迎昌邑王劉賀即位。《漢書》卷六三《武五子傳·昌邑王劉髆》: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征王賀典喪。璽書曰:“制詔昌邑王: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征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

   “典喪”,顏師古注:“令為喪主。”“璽書”,顏師古注:“太后璽書。”“樂成” 即“行大鴻臚事少府史樂成”,“光祿大夫吉”即“丙吉”。“宗正德”應為劉德。

   “中郎將利漢”則“不知姓”。  《漢書》卷六八《霍光傳》也記載,在帝王繼承者人選否決廣陵王劉胥后,“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

   所謂“征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確定為劉賀往長安提供最高等級的交通條件保障。《資治通鑒》卷二四“漢昭帝元平元年”:“迎昌邑王賀,乘七乘傳詣長安邸。”胡三省注:“文帝之入立也,乘六乘傳;今乘七乘傳。”

   “乘七乘傳”,應當體現出對“征”“迎”對象的尊重,也反映了對“征”“迎” 行速的要求。

   “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征王”,使者包括級別甚高的多個部門的長官。而“乘七乘傳詣長安邸”,體現出史籍所見規格最高的交通等級。

   有關“乘傳”的記錄,已見于秦史。《史記》卷八八《蒙恬列傳》:秦二世立,“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蒙毅說:“……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于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于無辜’。唯大夫留心!”然而,“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  所謂“御史曲宮乘傳之代”,因其使命之急迫且機密。《史記》卷九一《黥布列傳》:“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乃厚饋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 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

   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  所謂“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也說“乘傳”是非常的交通方式。而“布使人追,不及”,從黥布屬下“剽疾”的節奏風格考慮  ,可知“乘傳”疾行迅捷。漢代“乘傳奏事”,應是行政慣例。《漢書》卷七五《京房傳》記載:“京房罷出”,“為魏郡太守”,“不欲遠離左右”,“自請”“歲竟乘傳奏事”。 除急速且保密的特殊要求外,“乘傳”優先保證安全的特點也十分突出。《史記》卷九四《田儋列傳》:“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  即其例也。《史記》卷一一一《衛將軍驃騎列傳》: “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 霍去病“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與田橫故事類同,有保障安全同時又有監護之意。

   “乘傳”交通,多見于迅速推行政令之需要。如《史記》卷三〇《平準書》:“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 類似情形又有《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犧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 緊急情況下落實行政,穩定地方,也采用“乘傳”方式。如《后漢書》卷一七《馮異傳》:“至邯鄲,遣異與銚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

   司法史信息可見“乘傳案治”、“乘傳逐捕”形式。《漢書》卷八六《何武傳》: “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 又《后漢書》卷二八上《馮衍傳》李賢注引《華嶠書》曰:“丹死,衍西歸,吏以亡軍,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  當然,因“兵之情主速”  、“凡兵欲急疾捷先”  、“兵貴神速”  ,以及“發動必亟”、“以疾掩遲”   等軍事學理念的作用,具有特殊交通效率的“乘傳”用于戰事,有頗多史例。如“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 ,又楊仆“請乘傳行塞” ,以及《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下》:“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吏士百余人,乘船從渭入河,至華陰乃出乘傳,到部募士。”  《后漢書》卷一六《鄧訓傳》:“元和三年,盧水胡反畔,以訓為謁者,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守。” 又《后漢書》卷四一《宋均傳》:“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

   漢代曾有“矯偽”“乘傳”或說“詐乘傳”情形。賈誼曾經批評瘋狂“逐利”世風:“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余萬錢,乘傳而行郡國。”顏師古注:“服虔曰:‘吏矯偽征發,盈出十萬石粟。’師古曰:‘服說非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非謂征發于下也。’”“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谷,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 《漢書》卷二四下《食貨志下》:“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 直接說“乘傳求利”,即利用高效率的交通條件牟取經濟利益。《漢書》卷九〇《酷吏傳·楊仆》載錄對他“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的指責  ,揭露了另一種“詐乘傳”的情形。

   “乘傳”的形式,史籍中可以看到相關說明。《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橫懼,乘傳詣洛陽。”顏師古注引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  《漢書》卷一二《平帝紀》顏師古注引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也,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顏師古說:“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  關于“一乘傳”,又有《漢書》卷二五下《郊祀志下》:“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一乘傳馳詣行在所,以為福祥。” 《漢書》卷六四上《朱買臣傳》:“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  此“乘傳”應當就是“乘駟馬車”,可能即前引所謂“四馬下足為乘傳”。《漢書》卷六《武帝紀》顏師古注:“《漢舊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御史為駕四封乘傳。到所部,郡國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條。” 參考前引“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的說法,或許“四封乘傳”也與“駟馬車”有關。

   《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記載,代王劉恒往長安“乘六乘傳”:“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后乘六乘傳。”裴骃《集解》:“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 《史記》卷一〇《孝文本紀》:

   “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  袁盎對漢文帝說:“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  所謂“乘六乘傳”、“傳車六乘” 與“六人乘傳”的關系并不十分清晰。因而所謂“乘六乘傳”的具體情形并不明朗,但這是極高等級的交通方式,卻是確鑿無疑的。另一著名的“乘六乘傳” 的史例,即周亞夫平定吳楚七國之亂故事。《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   劉賀事跡所見“征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乘七乘傳”,明顯超越了劉恒往長安及周亞夫“乘傳東”的交通規格。

   “乘傳”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象征。漢宣帝時,龔遂為渤海太守,設想安民措施得宜,“上聞遂對,甚說。”又提出“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發,得一切便宜從事”的請求,“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  “乘傳”成為恩寵的標志。而鮑宣“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為眾所非。”顏師古注:“言其單率不依典制也。”  “典制”規范顯然有關于“乘傳”的級別限定。“乘傳”這種特殊的交通形式,有時會導致嚴重擾民的社會危害。《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下》所記載新莽時期“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的情形,成為行政史的特異風景。當時民眾暴動,竟然以“乘傳”官員作為目標:“盜發不輒得,至成群黨,遮略乘傳宰士。”比較清醒的地方官員提出挽回頹局的建議,即包括:“宜盡征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

   這只是一般的“乘傳”,而劉賀往長安“乘七乘傳”,等級是最高的。他對行進速度的特別追求,尤其體現出這一交通行為對所“經歷郡國”原有社會秩序的驚擾。

   劉賀行程據《漢書》卷六三《武五子傳·昌邑王劉髆》記載,經歷地方有:昌邑—定陶—濟陽—弘農—湖。而自昌邑至定陶的行程,劉賀有比較特別的表現: ……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于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余人。

   “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資治通鑒》卷二四“漢昭帝元平元年”的記述形式是:“及征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 說“璽書”傳達到昌邑后劉賀反應的緊迫。而“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亦體現劉賀的急切心情。這與代王劉恒往長安時的精神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筆者曾經在討論馳道即“區別于普通道路的高速道路”的通行效率時,說到劉賀“日中”自昌邑出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的行進速度:“昌邑王劉賀入長安,日中出發,晡時已達定陶,行一百三十五里(《漢書·武五子傳·昌邑哀王劉髆》),這在當時確是罕見的高速。劉賀幸方輿  ,亦‘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漢書·王吉傳》),也可以說明馳道的通行速度。” 這是兩例有關漢代交通速度的明確的文獻記載。關于劉賀昌邑至定陶行程,據陳夢家《漢簡年歷表敘》引西漢簡牘資料,“日中為正午一段時間”,相當于 13 時,“餔時在日昳之后”,相當于 15 時至 16 時左右。 我們曾經分析,“從前引昌邑王劉賀日中至晡時行百三十五里的記載看,漢代乘車的車速可以達到每小時 45 至 67.5 里。所謂‘侍從者馬死相望于道’”(《漢書·武五子傳·昌邑哀王劉髆》)  ,也說馳車速度可以超過騎者。《漢書·王吉傳》說,劉賀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也是可以說明秦漢車速的例證。《左傳·定公十三年》記載,傳車自河內發,‘必數日而后及絳’。   傳車為通信用高速車,河內至絳約四五百里,兩相比較,可以看到秦漢車速的明顯提高。”

依楊寬《中國歷代尺度考》中漢制一里相當于 414 米的比率折算  ,“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約合 56 公里。則劉賀時速為 18.6 公里或至 28 公里。依陳夢家根據對居延地區漢代郵程的考證,認為“一漢里相當于 325 米的直線距離”,“用 400 或 414 米折合則太大”的意見  ,“百三十五里”大致相當于 44 公里。則劉賀時速為 14.7 公里或至 22 公里。昌邑在今山東金鄉西,定陶在今山東定陶北。  據現今公路營運線路里程計,相距大約 67 公里。   如此計算,“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時速也達到 22.3 至 33.5 公里。《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上》:“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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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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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南都學壇》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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