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東漢洛陽的國際化市場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1 次 更新時間:2019-06-16 23:32:42

進入專題: 東漢   洛陽   絲綢之路  

王子今  

   內容摘要:自張騫“鑿空”之后,后人稱為“絲綢之路”的交通線路提供了東西文化交流的新的條件。“商胡販客”紛紛入塞,參與了漢地都市經濟生活,促進了市場在國際因素影響下的繁榮。都城洛陽作為東漢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具有世界性都市的地位,也成為“西域賈胡”們活躍表演的商貿據點。而洛陽居民對域外商品的高等級消費需求,也通過市場得到滿足。東漢洛陽市場的國際化傾向,應當受到經濟史、絲綢之路史以及中國古代文化交流史研究者的關注。

   關鍵詞:絲綢之路/東漢;洛陽;市場;胡客;賈胡

   標題注釋: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中國古代交通史研究”(10XNL001)階段性成果。

  

  

   漢武帝時代張騫“鑿空”,開通西域道路之后,多有來自西北的“商胡販客”到中原從事商業活動,成為改變東方經濟生活面貌的重要歷史現象。洛陽作為東漢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具有世界性都市的地位,為數量可觀的“胡客”提供了進行活躍表演的舞臺。而洛陽居民對“外國之物”多方面的高等級消費需求,也通過市場得到滿足。關注洛陽市場的國際化特點,有助于深化對絲綢之路史的認識,推進都市史、商業交通史、歷史商業地理等學術方向的研究,對于東漢歷史文化的理解,也可以通過世界史視角的考察而有所深入。

  

   一、“外國之物內流”

  

   漢武帝任用霍去病清除匈奴控制河西的軍事力量,置四郡,進而經營西域。張騫對西北方向的交通探索,史稱“張騫鑿空”。“于是西北國始通于漢矣”,裴骃《集解》:“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司馬貞《索隱》:“案: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①都強調“鑿空”即“開通”或者“通之”的意思。明代學者楊慎《丹鉛總錄》卷一四《訂訛類》“空有四音”認為,“《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大宛傳》曰‘張騫鑿空’”,“空”的讀音都應當是“孔”[1]。地灣漢簡可見“□當空道便處廩食如律……”(86EDT8:14A)簡文[2]19,此“當空道”即《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當空道”作為漢代習用語的文物實證。

   “西北國始通于漢”,“西北國”商人隨即進入中原尋找商機。正如陳連慶所說,“在中西交通開通之后,西域賈胡迅即登場”[3]。東漢時,則出現“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的情形②。

   《鹽鐵論·力耕》載錄“大夫”贊美“中國”與“外國”開發貿易之意義的言辭:“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騾驢馲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4]28《太平御覽》卷九○一引《鹽鐵論》曰:“齊、陶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騾驢馲駝,可使銜尾入塞。”[5]4000不言“汝、漢之金”,而說“齊、陶之縑”,強調“中國”輸出的物資主要是絲綢。所謂“外國之物內流”,“異物內流”體現貿易入超情形的發生。而“內流”的外國商品,即“騾驢馲駝”“驒騱騵馬”等可以充作生產動力和運輸動力的西方“奇畜”③,“鼲貂狐貉,采旃文罽”等毛皮及其制品以及毛織品等,還有“璧玉珊瑚琉璃”等作為上層社會消費對象的珍寶。

  

   二、中國市場“通貨羌胡”“人貨殷繁”情形

  

   據《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記載,漢成帝時,罽賓“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發表反對意見,特別強調罽賓使團中雜有商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6]3886所謂“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指出其商賈身份。所謂“欲通貨市買”,指出西域商人基于經濟謀求努力促進市場繁榮的積極性。

   絲路沿途同樣“當空道”者如河西地方的市場形勢首先發生變化。《后漢書》卷三一《孔奮傳》肯定光武初年“守姑臧長”者孔奮能夠“身處脂膏”而“力行清絜”:“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李賢解釋所謂“市日四合”:

   古者為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今既人貨殷繁,故一日四合也。[7]1098

   姑臧“市日四合”,“人貨殷繁”的發達的市場,自然得益于“通貨羌胡”的經濟地理優勢。來自“羌胡”的“商賈”和“販夫販婦”們的活躍,繁榮了當地的“市”。姑臧市場的繁榮,可以因“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看作特例,然而就“通貨羌胡”的普遍情形來說,又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三次出現“市列”字樣:“罽賓……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④“烏弋……其草木、畜產、五谷、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疏勒國……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6]3889,3898西域許多部族善于商業經營,形成了區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如“自宛以西至安息,其人……善賈市,爭分銖”[6]3896,3174,安息“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8]3162,大夏“善賈市”,都城“有市販賈諸物”[8]3164等。精于“販賈”“行旁國或數千里”的“商胡販客”,活動空間絕不止限于“塞下”,即使遭遇“天下擾亂”,他們也會繼續向東發展,介入中原重心地方的社會經濟生活。史籍明確言“通貨羌胡,市日四合”雖然是“稱為富邑”的“姑臧”,然而“在中西交通開通之后”“迅即登場”的“西域賈胡”們必然會向東擴展其經營空間。洛陽作為“為天下之大湊”[9]529,“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8]3279的“天下沖阸”“天下咽喉”⑤“天下之中”⑥,即所謂“即土之中洛陽之都”[6]4134的經濟地位,不可能不受到“善賈市”的“商胡販客”們的重視。而洛陽“貴財”“高富”“喜為商賈”的區域文化傳統⑦,或許也有益于提供適宜“胡客”“賈胡”們活躍經營的條件。

  

   三、洛陽的“胡客”“賈胡”

  

   西漢長安曾經有“胡客”活動。《漢書》卷一○《成帝紀》記載:“(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6]327《漢書》卷八七下《揚雄傳下》保留揚雄的“筆墨”,又有更為詳盡的記載:“明年,上將大夸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6]3557揚雄《長楊賦》也有相關記錄。《成帝紀》“胡客”此作“胡人”。漢成帝在長楊宮接待的“胡客”“胡人”,當與服務于漢王朝的“胡巫”[10]“胡騎”[11]有別。“胡客”“胡人”可能包括外交人員,很可能也包括胡族商人。

   東漢長安仍有數量可觀的“西域賈胡”。《太平御覽》卷二六四引《東觀漢記》記述京兆功曹楊正的故事,涉及漢光武帝劉秀去世后長安“西域賈胡”的活動:“楊正為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胡牽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不食支庶,況夷狄乎。’勅壞祭遂去。”[5]1234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據《太平御覽》卷二六四引文,斷句作:“楊正為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胡牽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不食支庶,況夷狄乎!’勅壞祭遂去。”⑧以為“京兆尹出西域”,分斷“西域賈胡”,則故事發生地點在“西域”,不在“京兆尹”。這顯然是不合理的。“京兆尹出西域”事有可能發生,而“京兆功曹”一同“出西域”益為可疑。即使“賈胡”可能在“西域”為“光武”“共起帷帳設祭”,“京兆尹”及“京兆功曹”“勅壞祭遂去”也是不可能的。楊正據“禮”支持京兆尹“敕壞祭”的故事,反映長安這個地方東漢初年“西域賈胡”數量相當集中,所謂“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祭”,形成事實上的群體性活動。甚至在“尹車過帳”時,“牽車令拜”,表現出強霸特征。這種活動的規模和性質,竟然使得地方高級行政長官心中生“疑”,一時難以決斷。“西域賈胡”竟然敢于蔑視國家行政的代表,“牽車令拜”的強勢特征,體現出這一特殊社會群體已經在長安積聚了相當強悍的力量。

   《后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列傳》記載北匈奴使團“詣闕”貢獻,“更乞和親”時提出的一項特殊請求: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7]2946

   北匈奴使團來到洛陽,“詣闕,貢馬及裘”,其實是特殊形式的貿易行為。而“并請音樂”,則體現文化交往的內容除物質文化外,是包括“音樂”的。《續漢書·五行志一》:“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7]3272事實上,除了“胡空侯、胡笛、胡舞”等藝術形式自西而東傳播外⑨,也有漢地“音樂”自東而西傳播的史例。如《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龜茲王絳賓”“入朝”,“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后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6]3916-3917

   北匈奴“遣使詣闕”“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的情形,尤其值得我們注意。這一情形,說明拓展至于“西域諸國”的絲綢之路文化交流,吸引諸多“胡客”前來洛陽從事以“獻見”為形式的活動。“帝下三府議酬荅之宜”,時任司徒掾的班彪上奏,主張“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他為皇帝草擬了回復文字,其中就北匈奴使臣的請求,作了如下回答:“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赍雜繒五百匹,弓鞬韥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看來大致確是“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對于“請音樂”,即所謂“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愿復裁賜”的要求,予以拒絕。而所謂“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班彪所擬回復文字言:“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似乎理解“西域諸國胡客”是“西域諸國”使節。《資治通鑒》卷四四“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大致采用《后漢書》的處理方式,北匈奴遣使“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與班彪草擬劉秀回復“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并見[12]1420-1421。多種文獻均據《后漢書》,作“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這些“胡客”可能與前引杜欽言“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情形類似。

東漢名將馬援遠征“武陵五溪蠻夷”,因進軍緩慢,屬下中郎將耿舒在私信中有所批評:“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關于所謂“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李賢解釋說:“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耿舒對馬援的意見,在《與兄好畤侯弇書》中有所表露。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帝大怒,(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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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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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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