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平:關于兩岸共同研究抗戰史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46 次 更新時間:2019-06-15 23:53:20

進入專題: 抗戰史  

步平  

  

   近些年來,不斷有學者提議海峽兩岸學者共同研究抗戰史,大陸的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與臺灣的中正文教基金會從2006年開始,兩年一度的兩岸共同研討抗戰史的會議已經進行了五屆,收獲良多。

  

   2015年11月,兩岸領導人實現了歷史性會面。會面中,習近平提議開展抗日戰爭共同研究,馬英九積極響應,稱“這是開放的態度”。于是,“海峽兩岸共同研究抗戰史”更成為學術界熱議的話題。兩岸學者共同研究對中華民族復興具有重要意義的抗日戰爭史,的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這件事的意義已經超越了純粹的學術,對于兩岸關系的發展、祖國的統一將有直接的影響。

  

   中國抗日戰爭史在兩岸學術界都是人們關注的話題,分別有一批學者在進行研究,其間的學術交流也早已開始。但應當承認,兩岸迄今的抗戰史研究,大多數成果都是在學術刊物或學術會議上進行各自的表述,亦即從各自立場出發向對方傳達各自的觀點。看起來是共同發表或出版,但也只能屬于淺層次的共同研究,談不上真正意義的“共同研究”。

  

   那么,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共同研究呢?我認為至少應在以下三個層面取得突破,即:實現歷史資料的共有;基于共同歷史史料與事實,共同對歷史敘述的不同角度進行交流;在深入交換意見,了解與理解對方認識角度的基礎上,對單方面的歷史視角加以調整或修正。三個層面的工作看似容易,其實每一步都需要進行扎扎實實的工作。

  

1 共同經歷與共同記憶


   中國的抗日戰爭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次巨大的挑戰、考驗,甚至使我們發生了鳳凰涅槃式的轉變。近代以來,追求民族復興,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心愿,并進行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嘗試,但困難重重,一路坎坷。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分裂戰亂、政治腐敗、經濟落后的中國只能遭受戰爭苦難;一盤散沙的社會,不可能在與侵略者的殊死戰斗中取得成功;只有我們自覺和覺醒,才能使侵略者面對的不再是軟弱猶豫的對手,而是強大的不可侮辱和不可征服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勝利完成了近代中國從“沉淪”到“上升”的轉變,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開始成為現實。這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歷史經驗,是堅持民族團結,反對民族分裂。

  

   抗日戰爭的勝利,集中顯示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的蓬勃偉力。在偉大的全民族抗戰中,全體中華兒女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各黨派、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各團體同仇敵愾,共赴國難。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到處燃起抗日烽火。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全國各族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正是基于此,抗日戰爭成為近代中國反抗外敵入侵首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可以說,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共同的勝利。歷史已經證明,中華民族團結奮斗是中國走向民族復興之路的根本動力和成功原因。

  

   經歷了抗日戰爭的中國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感到和平的意義、民族團結的意義、社會進步的意義。抗戰勝利后我們雖走過曲折的道路,但是對和平、團結與發展的追求,已經越來越成為海峽兩岸民眾的共識。

  

   抗日戰爭雖然存在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之分,雖然也有各種不同意見與主張的爭論,但在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局面下,始終是以中國為一方和以日本為另一方的涉及中華民族命運的大決戰。既然如此,就需要站在中華民族的角度,思考抗日戰爭的意義。我的親人中有許多是出于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義憤和自身的感受參加抗戰的,雖然他們加入了不同黨派的部隊,但在我的眼里,他們都是我尊敬的前輩。我在臺灣見到過許多抗戰老戰士,每次與他們談話,總是充滿了感動和敬佩的心情。從這個意義上說,海峽兩岸的民眾對抗戰有共同的經歷和體驗。

  

2 不同角度的觀察


   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兩岸對抗戰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體驗還是有著明顯的差異。一方面,臺灣作為從1895年起被日本實施50年殖民統治的地區,雖然直到日本軍隊投降,島內的抵抗與斗爭從未停止過,但與大陸抗戰的歷史記憶是有差異的。當然,更不用說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將被殖民的歷史視為屈辱;另一方面,在大陸親身參加抗日戰爭后到臺灣的人們,盡管保留了深刻的關于戰爭的記憶,但海峽兩岸戰后的信息及政治環境畢竟隔離,對抗戰史的許多深層問題的認識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差異。所以,盡管在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面前,中華民族逐漸建立了不甘奴役、誓死保衛祖國的民族主義的認同,但也要看到民族主義在不同地區的不同表現。特別是戰后形成的冷戰局面,使海峽兩岸的學者長期不能利用對方豐富的文獻資料,無法了解對方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當然更不可能就不同的研究范式進行探討。這樣的局面更強化了兩岸對抗戰史認識的差異部分,而歷史認識的共同部分則大部分被掩蓋。這是海峽兩岸長期沒有形成共同研究環境的重要原因。

  

   20世紀80年代以來,兩岸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雙方學者間的學術交流開展起來。記得在1999年,我首次與陳鵬仁先生、劉維開先生和現在已經過世的劉鳳翰先生見面,討論抗戰史中的軍事問題,但這一機會還是在日本學者衛藤沈吉和山田辰雄先生的努力下實現的。當我們各自發表論文并進行討論后,相互之間的印象都有明顯的改變。我們都意識到,盡管存在差異,甚至距離還很大,但是也有許多的“共同”,甚至有“一見如故”的感覺。隨著交流的深入,兩岸學術研究的共同點被發現得越來越多,而圍繞歷史認識的差異也逐漸成為雙方討論交流的對象。

  

3 共有歷史資料作為第一步


   作為“共同研究”的第一步,歷史資料的共有是最重要的工作。

  

   對于抗日戰爭史研究來說,臺灣保存的史料的確是巨大的寶庫。這些年來,大陸學者欣喜地看到,臺北的“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不少單位,在開放檔案資料方面確實做了積極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所以,每年都有不少大陸學者前往臺灣搜集資料,許多地方的閱覽室甚至出現大陸利用者多于臺灣的現象。如此頻繁往來,肯定會對兩岸的學術資料共有發揮積極影響。近些年來,大陸的檔案開放和出版也取得了長足發展,關心抗戰史研究的學者對此有目共睹。坦率地說,由于大陸地域遼闊、各地社會經濟發展不均衡,在檔案資料開放程度方面,大陸與臺灣還是有一定的差距,大陸學者為此也提出了許多更加開放檔案資料的意見與建議。最近制定的深入開展抗日戰爭研究的中長期規劃中,大陸把資料整理、數字化和對外開放置于最重要的地位,相信會對兩岸的共同研究產生積極影響。

  

   抗日戰爭史料的共有是一項巨大的工程,但只要兩岸學者和有關部門都有決心,就可以做到。事實上,現在比以前就有了明顯進展。兩岸學者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接觸之際,就已經在這一方面進行了積極的努力,從而有了相當多的共同語言。例如,兩岸的近代史研究所在資料的交流與共享方面進行了長期的積極努力,在資料方面各自坦誠相待,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已經取得了很好的經驗。

  

4 尊重不同視角


   史料對于歷史研究工作的意義自不待言。作為真正的歷史學者,絕不應當提出沒有史料根據的結論。不過,即使歷史史料基本實現了共有,也不等于對史料的解讀、分析和認識就會自然地形成一致意見。因為對同樣的歷史史料,觀察、認識和分析理解的角度是不同的。有人把這樣的不同提到“歷史觀”的層面,我覺得是值得商榷的,因為一旦從這個層面探討問題,往往妨礙了兩岸學者間繼續深入研究實際的問題。我認為,如果說對歷史史料的認識角度就是“歷史觀”的話,那么,學者間就同一史料的觀察、分析角度即“歷史觀”有差異是十分正常的現象。在對最根本的歷史判斷,如譴責侵略和戰爭暴行、維護和平與公平正義等有共同立場的前提下,每個人對歷史問題的觀察、視角都是獨特的,一個家庭、一個單位、一個區域、一個國家的歷史集體記憶與觀察角度也不一樣,不可能讓所有人保持完全同一的觀察視角。學者應當在尊重對方的基礎上,認真了解對方的觀察、分析角度,同時反觀自己的認識角度,找出其間產生差異的原因,思考是否有可能吸納不同的認識角度而擴展自己的視野。只有將不同視角的觀察進行對比、分析和綜合,才能對自己的觀察對象有相對完整、全面的、接近客觀實際的準確理解。這是學術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應當納入規范的學術研究范疇,不應當動輒把歷史認識差異的學術問題作為政治問題,當然更不應以解決政治問題的方式處理學術問題,也就是說,學術問題不要“政治化”。當然,這樣不等于說學術問題與政治沒有關系,把握好兩者的關系,是對學者的考驗。

  

   記得在2010年,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之際,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所長致辭時提道:大陸方面的學者已經與日本學者進行了共同歷史研究,我們兩岸學者是不是也能進行共同研究呢?我當時的回答就是:完全應當,而且完全可以。為什么這樣說,我覺得兩岸學者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接觸之際,就已經發現在抗日戰爭史研究方面有相當多的共同語言。從這個意義上看,兩岸間就抗戰史的共同研究比中日間就歷史問題的共同研究有更好的基礎。

  

   東亞地區在歷史認識方面存在爭議是人所共知的,但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日本與韓國的學者就歷史問題開展了共同研究,中日、日韓政府之間也主導了學術性的共同歷史研究。為什么能夠進行共同歷史研究?這是因為所謂歷史問題,其實存在三個不同層面,即政治層面、感情層面、學術層面。在中日兩國共同歷史研究開始時,我曾收到許多來信,有的表示支持中方學者與日方斗爭到底,有的則認為與日本人坐在一起討論歷史問題就是絕大的錯誤。我理解提出這些意見的人們的心情。不過,他們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參與共同研究的是雙方的學者,不是政治家。盡管對方學者的政治立場和態度與我們有差異,但戰后日本歷史學界反思了戰爭教訓,痛恨軍國主義的罪惡,已不再是戰爭中的對手。中日歷史學者之間的對話是學術研究,不是戰場上的角逐,也不能僅僅是感情的宣泄。學者在共同研究中的最大任務不僅是自己把觀點表達清楚,而且需要了解不同角度的對方對同一問題的認識,對不同的歷史認識分析鑒別,從而得出更加符合歷史真實的觀點。在學術研究領域,即使是對于與自己意見不同的認識,也應當傾聽和尊重。逐漸披露的歷史史料和冷靜科學的態度,一定會逐漸縮短不同認識的差距。根據參與中日韓歷史共同研究的經驗,對于不同國家的學者來說,首先追求的并非立即建立“同一的歷史認識”,而是解決史料利用不均衡問題,然后是了解觀察的不同視角。前者,即史料的共享正是共同研究應努力的方向,相對來說容易解決,而后者即觀察視角的不同,是影響研究結果的主要障礙,值得深入思考。我們在跨國的歷史共同研究中,提出了歷史認識能否跨越國境的命題。那么,對于海峽兩岸來說,是不是也需要學者具有“跨越”的意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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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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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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