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曙光 李國聰:東方好萊塢:香港電影思潮流變與工業圖景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51 次 更新時間:2019-06-13 23:26:09

進入專題: 香港電影  

饒曙光   李國聰  

   內容提要:香港是一個電影的城市,商業化包裝下的香港電影不僅散發出獨特的藝術魅力,承載著幾代港人的情感記憶,也為華語電影工業提供了充分的香港經驗和發展思路。植根于殖民歷史和商業社會的香港電影,暗含著商業性和娛樂性的特質,成為華語電影版圖的重要脈流。時至今日,北上的香港電影以合拍片的方式逐漸成長為華語電影的主力軍,承載著傳播主流文化、增強文化軟實力等多重希冀,促進了多元化、多類型、多品種電影新格局的生成,有效革新了內地電影的制作觀念和創作思想。文章將視角聚焦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香港電影思潮流變,并緊緊依循這條主線,動態呈現香港電影在文化、美學、市場和工業層面的變革歷程。一方面,將“香港電影”放置在歷史坐標體系內,從“香港電影新浪潮”“‘九七大限’風潮”再到“港人北上”,縱深爬梳其演變歷程,呈現香港電影思潮的發展脈絡和流變規律;另一方面,將“香港電影”作為審視香港社會文化的“橫斷面”,探求香港電影工業轉型、港人北上的內在復雜動因,以期能夠全面、立體化地描摹出香港電影的跨域新圖景。

   關 鍵 詞:香港電影  本土意識  類型片  CEPA協議  合拍片  華語電影  Hong Kong film  local consciousness  genre film  CEPA agreement  co-production  Chinese film

  

   20世紀80年代的香港以其高效、專業的商業化社會形態、漸趨成熟的市場體系以及開放經濟的比較優勢,在國際社會版圖上愈發耀眼奪目。與此同時,香港電影人憑借著吃苦耐勞、開拓進取、靈活應變的香港精神,在櫛風沐雨中砥礪前行,在兢兢業業中悉力打造了香港電影的“鼎盛時期”。這座約600萬人口的工業城市,在其靈活的商業模式和運營機制的驅動下保持著驚人的電影產量,制作電影的數量遠遠超過很多西方國家,輸出電影之多僅次于美國,奠定了香港電影業的興盛根基,風靡海內外的“港產電影”成為一代人的經典影像記憶。事實上,“香港電影對于香港文化的影響一直很重要,從過去到現在。八九十年代,我們可以說香港的文化就是電影文化。”[1]可以說,那些獨具風格、獨一無二的“香港制造”,在工業化的包裝和商業化的洗禮下,仍積淀凝練為不可復制的香港流行文化,演變成為香港文化的代表,也成為中國電影史上難忘的歷史記憶和情感珍藏。

   美國電影學者大衛·波德維爾在其專著《香港電影的秘密:娛樂的藝術》中,所涉及討論的大部分香港電影基本上隸屬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他細致入微地剖析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香港電影的藝術成就及其對國際影壇的影響與貢獻,深入解密了“香港電影”為何如此多產的奧秘,也頗為翔實生動地注解了在最輝煌的年代香港被贊譽為“東方好萊塢”的巔峰時刻。在他看來,“那些張狂的娛人作品,其實都包含出色的創意與匠心獨運的技藝,是香港給全球文化最大的貢獻。最佳的港片,不僅是娛樂大眾的商品,更載滿可喜的藝術技巧。”[2]如若細膩審視這些“娛人作品”,嚴肅敘事與娛樂包裝碰撞出極致化視覺體驗和極高的觀賞價值。在幾近過火的笑料、過于夸張的噱頭里不乏小人物的喜怒哀樂,在“嬉笑怒罵”“刀光劍影”里融入鞭辟入里的深邃體悟與靈魂獨語,不得不說,這也是香港電影在娛樂精神外包裝下所收獲的獨特美學財富和文化魅力。

   誠如李歐梵先生所言:“香港是一個電影的城市,香港的文化也大多是電影孕育出來的。世界各大國際都市可以與之比擬的恐怕只有紐約、芝加哥、柏林和多倫多。”[3]196“癲狂”“火爆”也好,“縱情”“感性”也罷,80年代的香港電影里投射和潛隱著無數港人的身份認同和本土情感,也流動著與母體文化“剪不斷,理還亂”的血脈。王德威先生認為香港這所城市雖作為殖民地,卻“與母國的牽連從未嘗間斷,島上異國政經文化的影響隨處可見,華族傳統的色彩卻依然不絕如縷”[4]。香港電影獨樹一幟的敘事風格、情感宣泄和爆發關乎著幾代人情感記憶、國族想象和在地經驗,作為曾經的“東方好萊塢”,香港電影總有太多的成就讓后來人無止境緬懷。正如學者大衛·波德維爾所言,“港片能滿足觀眾所需,源源不絕推向市場,不僅口味新鮮,而且生動刺激兼而有之。港片堪稱70年代以來全球最富于生氣與想象力的大眾電影。”[2]7直到現在,仍有香港電影人喜歡回頭喟嘆香港電影的黃金歲月,并生發出無限感慨和良多唏噓。

  

   一、本土意識的覺醒:香港電影的“黃金十年”

  

   地處亞洲、太平洋地區中心的香港,有著“東方之珠”“美食天堂”及“購物天堂”的美譽,水深港闊,位置適中,不僅憑借其優越的地理環境和特殊的歷史背景成為中西方經濟文化交融、碰撞與互動的重要地帶,而且以其高度發達的商業經濟迅速躋身為工商業中心。它不僅是“僅次于紐約和倫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與紐約、倫敦并稱‘紐約港’”,還以“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經濟體系以及完善的法制聞名于世”[5]97。另外,隨著具有現代化結構特征的小型經濟實體迅即崛起,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策略強力驅動香港經濟的騰飛,助力香港躋身亞洲“四小龍”,在國際經濟格局中占據著愈發重要的位置。

   (一)香港電影“本土意識”覺醒的社會文化語境

   眾所周知,經濟的騰飛強力助推文化的發展,“戰后土生土長的新一代文化隨著經濟的成長而成長,植根于香港都市生活的本地文學藝術興旺起來。再經過80年代的繼續發展,一個自由開放、融合中西、商業都市型的多元混合文化體系開始成形,昔日的‘文化沙漠’,已經萌發了新芽,披上‘嫩綠’的新衣。”[6]27由于香港居民人口結構的復雜,文化差異導致文化沖突不斷,粵語文化、本土文化與異域文化發生交叉、疊合,嶺南文化、中原文化與西方文化相互滲透,在“東西對流”中達成某種情感的融通。它們在尋求著各自生存空間的同時,也形成了“中西交融”的顯著文化特征,使香港顯現出特有的多元混合、傳統與現代相交融的都市文化形態,逐漸成長為兼具東西文化元素的港口型、工業化城市。在這種經過改造、創新的中西結合的文化語境下,香港民眾普遍形成了頗具開放性、求實性、本土化的思維觀念。

   長期以來,在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語境下,香港逐漸生成了與之相匹配、相適應的商業文化、娛樂文化,這種“商業性”和“娛樂性”也成為香港電影及香港電影工業的重要基因。尤其是戰后,香港電影的商業機制始終以“經濟利益”為終極意旨和運作軸心,盡最大可能地運用、匯集更多的商業元素,以爭取更多的觀眾和市場,這是香港電影亙古不變的運行法則。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香港本土文化意識的上揚,處于動蕩變革的香港電影、電影工業及市場格局,開始秉持著“本土意識”逐漸走向現代化、國際化。于是,不少香港電影中的本土懷舊表達在商業娛樂元素的包裹下,往往呈現出后現代式的調侃與戲謔,而這似乎也是彼時香港商業文化濃厚、政治文化稀薄①的某種癥候寫照。對此,有學者認為:“香港已成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一個充滿個人事業發展機會、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一個發展出本土意識與文化的社會。作為既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娛樂消費主導力量的香港電影,一直在適應并貼合這種社會的演進,也經歷了本土意識從覺醒到鮮明的過程,其中心意識便是全面強調娛樂性。”[7]211我們不妨對香港電影“本土意識”覺醒的社會文化語境加以歷時性的觀照。

   可以說,自20世紀70年代起,“本土意識”和“娛樂意識”作為兩大顯明特征,已然融入和滲透進高度商業化的香港電影創作之中,形成了頗具“本土化”“在地化”的銀幕新景觀:一方面,粵語片與國語片實現合流,新興粵語片大批出現,受到香港觀眾的普遍歡迎。諸如1973年由王為一執導的《七十二家房客》斬獲3162.67萬港元的票房,導演曾回憶當時的上映盛況:“這部由上海滑稽戲改編的粵語版的《七十二家房客》經中央文化部審查通過后,就在兩廣地區、港澳地區以及海外僑民地區公開放映了,并普遍受到歡迎。”[8]69這部影片也引發了香港多家報刊的評論、輿論熱潮。另一方面,武俠片、言情片成為香港電影業的兩大類型主力,從張徹的《獨臂刀》、羅維的《精武門》、李小龍的《猛龍過江》到胡金銓的《大醉俠》《龍門客棧》以及袁和平的《蛇形刁手》《醉拳》,經典武俠電影紛紛涌現,形成了“中國電影史上武俠電影的第二次創作浪潮”②。除諸上武俠類型片及以李小龍、成龍為代表的功夫片外,還有許氏喜劇片、深諳港味的色情片、恐怖片、梟雄片、黑幫片、賭片及科幻片,它們合力織就了具有鮮明地域特質的香港電影文化景觀。不難發現,處于全球化浪潮中的香港電影工業沒有固守類型成規,而是在類型化的基礎上求新求變,醞釀著進入現代化、工業化高度發展的“黃金契機”。

   隨后,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有效遏制貪污現象,社會走向公正、開放,也大大改善了政府與市民的關系。進入70年代中后期,隨著國際資本涌入,華資財團崛起,香港經濟邁入騰飛階段,多元化經濟格局迅速生成,并走向空前繁榮。隨著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加、中產階層大規模崛起,改善城市基礎建設的藍圖浮出水面。其中麥理浩所推行的新政中就有關于城市空間重構的多項規劃,試圖以“準福利政權”政策穩步推進福利供應,以此增強民眾社區歸屬感。由此,以撫慰民心、避免恐慌為旨向的民生政策漸趨完善,諸如推行“十年造屋計劃”、義務教育、新市鎮以及建立社會安全網、擴大文化活動等重要舉措。可以說,隨著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轉型升級,文化結構、產業結構也得到進一步的優化調整,這為香港電影的技術提升和資金扶持夯實了根基。

   在高度商業化的社會經濟環境下,雖然有不少知識分子掀起愛國熱潮,并在連鎖反應下觸發了“反殖民”“愛國”“民主”等一系列思潮,但大多數港人將提升生活質量的希望寄托于自我而非社會改革。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進階,次第出現的各種力量在角逐爭鋒中愈演愈烈。彼時以中西結合為特質的香港文化,其復合化的內部構成也在發生相應的動態演變,嶺南文化和西方文化超越中原文化漸成主流大勢,在現代化文化中熏陶成長的新一代香港人漸趨褪去濃厚的民族意識,在思想觀念、價值取向以及審美趣味上呈現出了愈發成熟的本土化傾向。誠如有學者所言:“自80年代初中英談判開始后,香港現有身份的即將消失,忽然喚醒了港人的本土文化意識,于是有了大量的重構香港歷史的‘懷舊’之作,有了大量的對于香港文化身份的討論。”[9]262

   可以說,香港新舊文化并存的現狀投射到電影業便是新舊秩序的急劇交替,以院線為基礎的產銷模式以及香港新浪潮電影的出現,將80年代的香港影業推向了新的巔峰和高潮。誠如美國伊利諾伊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傅葆石先生所言,“80年代是香港電影的輝煌歲月。邵氏王國的日漸式微造就了嘉禾公司的興起和獨立制片的興旺,以院線為中心的產銷系統的形成令香港電影票房收入不斷上升,也引來富商財團的大量投資(如雷覺坤、潘迪生等),再加上一批在歐美受過電影訓練的‘新浪潮’導演的逐漸成熟,種種一切促成了電影業的百花齊放。”[10]

   (二)香港新浪潮電影的發生

1976年,香港無線電視臺(TVB)節目部經理梁淑怡創立了用16毫米膠片拍攝電視節目的“菲林組”,召集了諸如嚴浩、徐克、許鞍華、余允抗、蔡繼光、譚家明、章國明等年輕編導,來拍攝能夠反映香港社會面貌和現實生活的影片,而這些人也在參與大量電視影片的編劇和導演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1978年,梁淑怡率領劉天賜、石少鳴等人跳槽加盟“佳視”,在引發“挖角熱潮”后又策動“七月攻勢”,大規模的宣傳造勢嚴重損耗了“佳視”營運資金,收視效果卻寥寥無起色。(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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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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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藝術百家》2017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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