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象: 政府大量介入硬規則制定,或形成新的計劃經濟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536 次 更新時間:2019-06-12 21:22:21

進入專題: 人工智能   網絡監管  

馮象 (進入專欄)  

  

   【處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有必要、還能夠保護隱私這個正在消失的權利嗎?引領法律走向硬規則體系將帶來什么弊端?科技發達后,進入共產主義是否成為可能?近日,清華大學梅汝璈法學講席教授、哈佛文學博士、耶魯法學博士馮象從法律的角度,深入分析了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及未來選擇的可能。】

  

   人工智能帶來了一些非常嚴峻且不可避免的挑戰。從人機關系的視角看,主要包括兩項巨大的挑戰,一是機器替換人類,導致一波接一波的失業浪潮。2018年已經見證了第一波失業浪潮,這背后就是人工智能帶來的革新。二是人工智能的軍事化,這也是已經發生的事件。用美國科幻文學的口號來說,未來已經來到,未來并不是將來概念,我們就生活在未來當中,包括智能武器在利比亞內戰中的大量使用。可見,人類的苦難已經與機器智能密切關聯并深受其影響。

  

   作為一名法學家,今天我想從法律的角度談談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

  

挑戰之一:個人隱私的逐漸消亡


   人工智能帶來的首要挑戰是個人隱私信息的消亡。在傳統社會,隱私之所以被稱為“私”,是因為它可以“隱”。這一中文詞將其特點詮釋得非常完美。英文“privacy”雖然也與“私”有關,它的詞根來源于拉丁語,但加上中文的“隱”就更加生動了。

  

   當前社會已經普遍使用機器智能,它能夠記錄每個人的行為與信用表現,其背后涉及的法律問題就是個人的隱私權。

  

   在法律層面,隱私權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權利。美國在經過了多年的憲法訴訟后,隱私權早已被確立為憲法上的一項基本權利,處于較高的法律位階。中國通過一系列的典型案例,也已將隱私權確立為民法中的一項重要權利。盡管憲法沒有明文規定,但也有許多學說支持權利的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編纂起草的統一《民法典》正在審核中,隱私權正是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

  

   智能手機到來:過于便利令人無法抗拒

  

   今天,人工智能的來臨,導致隱私從人類的日常生活中消失。那么,我們是否有必要保護這種正在消失的權利?就像臉書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說的,我們為什么需要隱私?我的客戶很樂意把隱私交給我們,因為我們的服務能給他們帶來不可抗拒的便利。這就讓我聯想到人工智能令人害怕之處,它過于便利,以致我們無法拒絕。盡管可以從哲學、倫理學、法學等各個角度切入,尋找多種理論上的應對方案,但人工智能技術實際上在現有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必定會按照一定的商業模式涌入社會。

  

   通過觀察可以發現,推廣人工智能最有利的產品就是智能手機。1980年代初,我剛到美國之時,電腦已開始普及,但互聯網還僅被運用于少數大學的科研領域,普通民眾很少觸及。那時很難想象我們今天會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很難排除機器的媒介。那時,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還是通過電話、書信,以及面對面的方式進行。從1990年代開始,這種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互聯網慢慢地從學院轉移到生活當中,并廣泛運用于商業活動。微軟、蘋果走出了第一步,帶領人類步入了手機時代。在我2009年回國之時,雖然手機已變得非常輕巧,但上網仍舊不便。但到了五六年前,每個人的生活基本上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扎克伯格和他的團隊驚人地推出人工智能的商業模式。

  

   AI商業模式:與知識產權相反的數據獲取

  

   人工智能的商業模式是與知識產權相反的模式。所謂知識產權,就是在任何無形的東西上設立產權。例如,一束花并不是知識產權,但若給這束花拍照,這張照片的使用就可以成為知識產權,這朵花的香味也能做成一個具有識別性的標記,稱作商標,也就是知識產權。因此,知識產權的主要用途就是禁止他人隨意復制或使用,他人需要付費才能使用。

  

   最近,視覺中國將黑洞圖片說成是它的著作權,這是極其荒謬的行為。在我們目前的商業競爭和經濟活動中,知識產權是一個非常有效的競爭手段,因為它可以打擊競爭對手,通過訴訟強迫他人付費或承擔更多的成本,以至于對方不得不屈服。事實上,視覺中國是否擁有那張黑洞照片的版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通過訴訟逼迫他人付費,這才是他的生存之道。但若將他與扎克伯格、馬云的商業模式進行對比,就會發現其中的差別。

  

   當前網絡企業大平臺采用免費或廉價的付費模式,以換取便利和所謂的美好、理想化的社會環境。從本質上說,商業模式的基礎是對價交易,法律語言表述為,交易雙方需要付出對價,形成契約。而我們付出的對價就是個人信息。從我們購買手機的那一刻起,就已經提交了個人信息,并且還需不斷地提交,我稱之為硬規則,因為消費者必須接受。這些數據被企業獲取,用于建立數據庫,再轉賣給第三方或者用于其他用途,例如開發新產品等等。

  

   數據財產化后,企業掌握了每個人的隱私

  

   數據如此重要,以至于現有的法律無法對其進行估算。數據所蘊含的巨大價值令業界非常希望將其財產化。數據財產化后的阿里巴巴,其產值將是一個令人恐懼的數字。試想,若將數據財產化,那數據的原始主人是誰?難道不是我們每一個人嗎?難道數據不是我們的財產嗎?若是這樣思考,臉書就無法運營了,因為它需要與幾億人簽訂合同。因此,數據的財產化是個法律問題,目前無解。

  

   雖然利益集團的游說非常激烈,不久的將來或會進行立法,但即使沒有立法,數據事實上也已經是財產了,因為它是我們每天進行的無數次交易的標的物。法學理論認為,只要能成為交易的標的物,例如數據,那它就已享有財產的地位,只不過對它的保護缺少明文規定而已。所以,這些企業事實上已經掌握了我們每個人的隱私。

  

   當然,還有一位參與數據收集競爭的主導者,即政府。在擁有發達的互聯網產業之后,任何國家的政府必然深度介入數據的抓取。中國在這方面做得最好,道路每50米就安裝一個攝像頭,促使暴力犯罪大幅降低,即便在所有的發達國家中,中國也走在最前端。雖然從傳統的隱私角度來說,這或許令人不安,但從產業發展以及政府對數據的抓取來說,這可以解決諸多問題。例如,許多傳統上難辦的案件到了數據時代非常容易。

  

挑戰之二:引領法律走向硬規則體系


   人工智能使我們忽視原本異常繁瑣的程序、調查,不得不接受一些硬規則,這對于法制建設的影響非常巨大。關于硬規則的定義,可以用生活中一個有趣的現象來解釋。中國的馬路中間通常都設有一排鐵欄,用于分隔兩個車道,它強迫車輛必須在它自己的那條車道里行駛,不得越界。相反,這也可以說明軟規則的失效,即傳統法律規定和政策的執行率較低。雖然政府可以選擇其他整治交通的措施,但都不如硬規則方便、廉價。國內存在非常復雜的“欄桿系統”,讓民眾不得不開始排隊。

  

   政府大量介入硬規則制定,或形成新的計劃經濟

  

   硬規則帶來了什么好處?它不需要像傳統的法制建設那樣由政府積極推動普法,也不用通過文藝作品向大眾宣傳規則的重要性,也無須事先征求民眾的意見。一般來說,我們國家的立法應當按照民主原則,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進行,或通過政府有關部門制定規章。

  

   但硬規則不同,硬規則是商家制度,盡管政府部門也制定硬規則,但商家的硬規則是智能社會,它通過智能終端添加到我們身上,智能手機就是最佳的例子。手機硬規則通過用戶點擊同意按鍵進入系統,之后會顯示一份字體較小、內容復雜的授權合同,幾乎一面倒地將權力給予了運行商。當然,如果用戶不同意,也可以點取消鍵。這種合同在過去的人類社會中很少出現,而按照現在的制度和商業模式來看,這就是一種單方面為用戶制定規則,使之通過衡量利弊或被迫接受的格式合同。

  

   像阿里巴巴這樣的企業,現在已擁有非常成熟的糾紛解決機制,平臺本身提供了解決糾紛的各種可能性,政府也與之合作建立了互聯網法律。所以,整個法律制度實際上被人工智能引領著走向了硬規則體系的方向。這令人感到無比害怕和憂慮,值得引起世人的注意。因為這種情況將導致資本力量過于強大。

  

   在傳統和現代社會,包括工業化以來的西方社會與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對于立法和規則的制定,在民主方面都有比較明確的要求。從中國的國情與黨和政府的立場來看,立法必須回應民眾的要求、呼聲與利益訴求,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但是,如果規則的制定權大量落入企業手中,其結果就大為不同了。

  

   由于政府部門同樣使用智能終端,所以商家制定的規則同樣適用于政府部門。從政府的角度來說,為了避免商家成為其領導者,政府只能比過去的工業化社會更大幅度地介入商業活動,這就動搖了我們改革開放目標的基本前提。中國改革開放的目標之一是建設一個健康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按照經典的表述,市場經濟就是“一只看不見的手”,擁有自動調節的作用,政府應當撤出商業活動。依據市場經濟理論來說,最理想的市場經濟是政府只負責一部分的監管、注冊和維穩等傳統要求,但智能終端、智能經濟、智能技術導致政府對商業活動的介入空前加大,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市場經濟不得不回歸新的計劃經濟。

  

   私人過度承擔硬規則的制定,將加劇貧富差距

  

   事實上,硬規則的制定權越來越多地歸于商家,這是商家非常樂于見到的結果,因為這將增加利潤收益。傳統企業例如洛克菲勒家族的興起,需經過一兩代人的努力,而以扎克伯格為例的新一代富豪,從白手起家到獲得成功用時較短,在短短的幾年中就走完過去需要一個世紀才能走完的積累路程,由此帶來的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和控制是非常驚人的。它的危機表現形式就是十多年前美國發生的華爾街金融危機,其中一個運動叫做“占領華爾街”,起因就是貧富差距帶來的1%的富人與99%的窮人的矛盾。

  

貧富差距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出現的情況,亦是全世界的趨勢。而網絡技術、網絡產業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的分化。不久前,美國黑石集團共同創始人、全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蘇世民給麻省理工大學捐款建立人工智能學院,明確要求該學院必須包括關于人機倫理的研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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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觀察者網2019-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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