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興良:老眼空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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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馬克昌  

陳興良 (進入專欄)  

  

   馬克昌教授是我尊敬的老一輩刑法學家。由于我的不善交接,且與馬克昌教授存在年齡、閱歷和氣質上的差異,所以與馬克昌教授交往有限:既沒有暢快淋漓的酣暢對話,也沒有推心置腹的深入交談。雖有數度親炙,更多的還是心懷敬畏的臺下仰視和身隱人海的遠處圍觀。因此,我的這篇追思短文難以真實地還原馬克昌教授的生活場景,也不能生動地刻畫馬克昌教授的性情人生。不過,以我幾次受馬克昌教授耳提面命的經歷,尤其是拜讀馬克昌教授的如纛大作,使我對馬克昌教授的學術貢獻略有所知。值此武漢大學馬克昌法學基金會隆重推出紀念馬克昌教授逝世一周年《追思文集》之際,將我對馬克昌教授的學術印象付諸文字,以為哀思之寄托。

  

   在見到馬克昌教授之前,我對馬克昌教授的最初知悉應該是一件事與一本書,而這兩樣都在馬克昌教授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義。

  

   一件事是指為四人幫辯護。當然,這里的為四人幫辯護是籠統而言。具體地說,是為吳法憲辯護。對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審判,是發生在80年代初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當時我還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讀本科,對于這件事當然是關注的。1980年10月對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審判開始時,我正好剛修完刑法這門課。給我講授刑法的是楊敦先老師,也被列入辯護律師的候選名單,只是因為擬安排辯護的被告人不愿請律師而作罷。我觀看了開庭審判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實況的電視轉播,也就是在個時候從被害人名單中獲知馬克昌這個名字的。在這一歷史性的辯護發生幾十年以后,馬克昌教授主編了《特別辯護——為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辯護紀實》(中國長安出版社2007年版)一書,使我們對當時的辯護情況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我手頭就有一本馬克昌教授于2008年2月28日簽名送給我的《特別辯護》一書,由于該書具有解密性,因此一度成為暢銷書。從書中得知,為吳法憲辯護這一年,馬克昌教授54歲。今年我也正好54歲,一種基于相同年齡的生命體驗油然而生。不過,我想1980年正是馬克昌教授因政治迫害蟄伏了二十多年以后重新面對社會,這是一個人生的轉折時刻。因此,馬克昌教授在精神上一定如同迎著朝陽、英姿勃發的年輕人,其心理年齡肯定要比我現在輕得多。

  

   一本書是指高銘暄主編、馬克昌、高格副主編的統編教材《刑法學》(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我讀到這本書的時候,已經從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師從高銘暄、王作富教授攻讀刑法碩士學位。此前,在我大學階段學習刑法課程時,由于刑法剛剛頒布,所以刑法教科書尚未出版。我們是在沒有刑法教科書的情況下,學完刑法這門課程的。在我畢業那一年,北京大學楊春洗等編的《刑法總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一書得以出版,這是我國在1979年刑法頒布以后出版的第一本刑法教科書。當然,它只是一本刑法總論的教科書,沒有涉及刑法各論的內容。事實上,該書此后也沒有再出版過與之相配套的刑法各論教科書。等我在1982年2月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專業攻讀碩士學位的時候,統編教材《刑法學》一書出版了,這是我國刑法學界一件可以載入學術史的大事。關于本書,我曾經做過以下評價:

  

   “統編教材《刑法學》一書是共和國培養的第一代刑法學家的集體亮相,該書是這一代刑法學人的智慧結晶。統編教材《刑法學》的主編高銘暄教授和副主編之一的馬克昌教授,都是民國末年接受過民國刑法學的教育,在共和國建立初期,又轉而接受了蘇俄刑法學的教育,具有較好的學術素養。從1957年到1977年,也就是這一代刑法學家從30歲到50歲的人生黃金季節,是在沒有刑法的法律虛主義中渡過的,個人經歷坎坷。但他們始終心存對刑法學的學術興趣,一旦條件允許就給社會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可以說,統編教材《刑法學》一書開創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刑法學的道統。”

  

   這里,我使用了“道統”一詞,這是一個對于現在的年輕人來說較為生疏的詞語。道統一詞,最早是唐代著名學者韓愈提出來的,指儒家傳承的脈絡與系統。統編教材《刑法學》一書開創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刑法學的道統,可以說是一種極高的贊譽。當然,如果把我們的眼光拉回到20世紀50年代,我們又可以發現這一刑法學道統的源頭來自蘇俄刑法學。經過統編教材《刑法學》的知識整合,我國初步形成了刑法的知識體系。從而為我國刑法學此后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邏輯的起點。因此,統編教材《刑法學》對于目前我國刑法知識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對此,無論如何評價都不為過。當然,學術不可能永遠停留在一個水平上,理論本身就是用來被超越的,這是一種活生生的理論的宿命。統編教材《刑法學》也不例外。但它能夠統領我國刑法學十多年,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從對以統編教材《刑法學》為代表的建立在蘇俄刑法知識基礎上的我國傳統刑法學的超越而言,我們都是叛道者。由于統編教材《刑法學》一書沒有標注寫作分工,所以我們無從分辨該書哪些章節是馬克昌教授執筆的,但馬克昌教授作為該書的副主編,對于該書在整體上應該是做出了重大貢獻的。

  

   雖然對馬克昌教授早有耳聞,但當1983年4月底第一次見到馬克昌教授,敬畏之心還是油然而生。1983年春天,為寫作碩士論文收集資料,在當時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教研室主任魯風老師的帶領下,我們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專業1982級的四位同學——趙秉志、周振想、張智輝和我,開始了一趟游學式的旅行:先到成都,后到重慶,然后經三峽到武漢。在武漢大學,我們見到了馬克昌教授。因為當時碩士研究生還很少,到武漢大學以后,專門安排了馬克昌教授和武漢大學法律系的其他刑法教師與我們進行座談。現在想來,有點像我們現在的預答辯。我們每人先匯報碩士論文選題的準備情況,然后老師有針對性地進行指導。當然,由于時間有限,而且馬克昌教授當時工作較忙,所以只是短暫的接觸,現在對于當時的情形已經極為淡忘了。

  

   與馬克昌教授接觸較多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88年3月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我的博士論文選題是共同犯罪,這是刑法理論中的一個難度較大的問題。自1984年考上高銘暄教授的首屆博士生以后,我的學術興趣集中在共同犯罪,并且以此為題寫了幾篇論文,發表在《法學研究》和《法學雜志》,為博士論文的寫作奠定了基礎。經過半年多的埋頭寫作,到1987年9月我就完成了將近30萬字的博士論文,交給高銘暄教授審讀。此后,經過修改定稿,1988年3月25日舉行了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會,答辯委員會的主席正是馬克昌教授。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重大的考驗。因為馬克昌教授對共同犯罪素有研究,我現在手頭還保留著一本李光燦、馬克昌、羅平著的《論共同犯罪》(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一書,該書是馬克昌教授贈送的,簽名落款時間是1987年11月30日。因此該書出版時,我的博士論文初稿已經完成,所以在我的博士論文中幾乎沒有引用該書,而是引用馬克昌教授此前發表在有關雜志上關于共同犯罪的論文。李光燦、馬克昌、羅平著的《論共同犯罪》一書是1979年刑法頒布以后,我國出版的第一本共同犯罪專著,也是刑法學領域出版較早的專著。可以說,馬克昌教授是我國最負盛名的共同犯罪理論專家之一。因此,馬克昌教授對我的博士論文就不是“形式審查”而是“實質審查”了。果然,在答辯會議上馬克昌教授向我提了一個問題,把我給難住了:橫的共犯與縱的共犯是日本哪一位刑法學者提出來的?不要說橫的共犯與縱的共犯是誰提出來的,就是連橫的共犯與縱的共犯這一范疇我也沒有聽說過。因此,這個問題我回答不上來。答辯完了以后,馬克昌教授私下告訴我,這一共犯種類是日本刑法學者牧野英一提出來的。我回去查馬克昌等著的《論共同犯罪》一書,也沒有見到這一范疇。只是在當時影印的臺灣學者韓忠謨教授的《刑法原理》一書中才看到關于橫的共犯與縱的共犯的概念:“學理上因教唆犯從犯之行為使犯罪之因果聯絡為之延長,故有‘縱的共犯’之稱,而于共同正犯以及實施之際為幫助行為之從犯,因其使犯罪因果幅員為之擴大,亦稱之為‘橫的共犯’。”但韓忠謨教授在該書中并未標明此系牧野英一教授的觀點。直至1988年馬克昌教授為我的博士論文《共同犯罪論》所作的序言中,才正式解答了這個問題。并且在2002年馬克昌教授的《比較刑法原理——外國刑法學總論》一書中,也可以找到出處:日本著名刑法學者牧野英一將共犯分為六類,其中第四類就是縱的共犯與橫的共犯。馬克昌教授引注,見(日)牧野英一著:《日本刑法》(第64版)(上卷),有斐閣1939年版,第429-440頁。從馬克昌教授的博學足見當時我的寡聞,令我汗顏。不過,我的博士論文也糾正了馬克昌教授論文中的一個小小不言的錯誤。馬克昌教授在《武漢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發表了《刑事立法中共同犯罪的歷史考察》一文,該文后成為《論共同犯罪》一書的第一章。該文在論及革命根據地時期《晉冀魯豫邊區懲治盜毀空室清野財物辦法》第9條規定:“凡教唆或幫助他人犯盜毀空室清野財物之罪者,依刑法之規定從重處罰之”。對此規定,馬克昌教授理解為:教唆犯、幫助犯較之實行犯從重處罰。我在博士論文中提出,這是對該條規定的誤解。這里的刑法之規定是指1935年《中華民國刑法》關于教唆犯和幫助犯的規定。在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領導的邊區還是在一定范圍內承認國民黨刑法。因此,以上規定應當理解為:對教唆或幫助他人犯盜毀空室清野財物之罪的,較之教唆或幫助他人犯其他罪的,從重處罰。而不是較之實行犯從重處罰。對于我的這一見解,在私下交流中,馬克昌教授不以為忤,虛心接受,表現了其從善如流的高尚品德。在1987年版的《論共同犯罪》一書中,還有上述內容。但《刑事立法中共同犯罪的歷史考察》一文在1995年收入馬克昌教授的第一部文集的時候,已將上述誤解的內容予以刪除。

  

我的博士論文通過以后,我又做了進一步的修訂與增補,擬付諸出版。為此,我除了請我的導師高銘暄教授作序以外,還請馬克昌教授為我的博士論文作序。以馬克昌教授是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和共同犯罪理論研究權威的雙重身份,馬克昌教授是作序的最佳人選。馬克昌教授慨然允諾,并在不久就給我寄來了序言。序言雖只有短短的二千余言,但內容絕佳,幾乎是一篇簡短的中外共犯學術史。作為序言主體部分的四段,分別介紹了德國、日本、蘇俄和我國的共犯研究狀況,以簡練的文字生動地勾勒出中外共犯論的歷史線索,由此可見馬克昌教授的理論功底之扎實。我不說內容,在序言中提到的中外共犯研究的刑法學者達 27人,共犯著作 26 部:德國:布黎《共犯與犯罪庇護的理論》(1860年)、畢克邁爾《德國最高法院的共犯與裁決的理論》(1890年)。日本:牧野英一《共犯的基礎觀念》(1909年,論文)、草野豹一郎《刑法改革草案與共犯的從屬性》(1932年,論文)、植田重正《共犯的基本問題》(1952年)、齊田金作《共犯理論研究》(1954年)、《共犯判例與共犯立法》(1959年)、大塚仁《間接正犯研究》(1958年)、西村克彥《共犯論序說》(1961年)、《共犯理論與共犯立法》(1962年)、《共犯的分析》(1966年)、齊田金作六十誕辰論文集《現代共犯理論》(1964年)、西原春夫《間接正犯理論》(1962年)、中義勝《間接正犯》(1963年)、下村康正《共謀共同正犯與共犯理論》(1975年)、大越義久《共犯的處罰根據》(1981年)、西田典之《共犯與身份》(1982年)、佐伯千仞《共犯理論的源流》(1987年)。蘇俄:維辛斯基(無論文及專著,只提及其錯誤觀點)、特拉伊寧《共同犯罪論》(1941年)、B.高里吉涅爾(只提及人名)、A.拉普捷夫(只提及人名)、M. д.孟沙金(只提及人名)、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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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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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刑事法評論》第3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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