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濤:土耳其,帝國的今天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767 次 更新時間:2019-06-11 20:52:18

進入專題: 土耳其  

昝濤  

   大概,人總是“無知者無畏”吧。知道的越多,通常越會感到惶恐、困惑和謹慎。這些年,隨著與土耳其越來越多的接觸,對這個國家的認識和了解自然拓寬和加深了。我第一次去土耳其是在2005年,回想起來,那已是具有伊斯蘭主義色彩的正義與發展黨(簡稱正發黨AKP)上臺執政的第三個年頭了。但那會兒我對正發黨一無所知,我當時主要關注20世紀初的土耳其歷史,對當代土耳其的情況所知甚少。有時候,人真的是只能看見你想看到的事物。可以說,我的身體在21世紀初的土耳其生活過一小段時間,但我的思想和頭腦基本上總是不在現實里。即便在對土耳其已經了解更多的現在,也只能說是流于膚淺、非常表面的。

   盡管人們近年來津津樂道“阿拉伯之春”,但這個背景只是在某種程度上凸顯了土耳其本身的重要性。

  

   土耳其與西方陣營

  

   七年多以前,在到達土耳其不久后我就意識到,自己那一趟土耳其之行注定無法對這個國家有一個全面的了解。這不僅僅是因為當時的時間和金錢捉襟見肘,無法盡情游歷,還因為我從北京一下子就空降到了安卡拉的中東技術大學(ODTU)。中東技術大學是上世紀50年代由美國援建的,它在土耳其的地位相當于清華大學之于中國。那時我住在二號宿舍,隔壁的幾個舍友學的不是物理、化學就是數學,這其中還有兩個庫爾德朋友。他們對我來研究土耳其現代史感到很好奇。

   在土耳其,左翼社會主義運動不是主流,但在中東技術大學,我主要結識了兩類人,一是左翼學生,包括土耳其共產黨人;二是凱末爾思想研究會的人,他們基本上都是凱末爾主義者。從那時到現在,跟任何一個土耳其朋友聊起這段經歷,他們都會告訴我,在中東技術大學是無法真正了解土耳其的,因為它太特殊了,主要是因為該校在土耳其社會主義運動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這里的政治傾向主流是左翼的,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當然也是世俗主義的。可以說,以中東技術大學為中心,我能接觸到的只是土耳其社會中非常特殊的一小部分。

   土耳其是西方陣營的一員。浪漫地說,這個民族從久遠的過去就是從東方奔著西方去的,這種情感沖動的慣性至今猶在。在當前,這不僅體現為土耳其人在歐洲踢足球、選美,更體現為它在很多西方政治俱樂部中的地位。這一切都跟“冷戰”有關。剛住進中東技術大學沒幾天,舍友就神秘地指著我每天帶在身邊的校園地圖說,這個地圖上的建筑布局看起來像是一把手槍,槍口對著的是莫斯科。冷戰期間,土耳其是防堵蘇聯的重要前線國家,當然,這個重要性隨著冷戰的結束而急劇下降了。這是理解當代土耳其在東西方之間國家定位的一個關鍵節點。

   最近幾年,人們經常會提出土耳其改變了其親西方定位的問題。實際上,這與三個因素有關。一是隨著冷戰的結束,土耳其喪失了其戰略地位,用土耳其人的話來說,它從“前線國家”變成了“橋梁國家”,之前它一直往西看,現在開始往東看了,至少是要東、西兼顧了;二是土耳其加入歐盟的進程一再受挫,看著很多遠不如自己的國家成為歐盟俱樂部的會員,歐盟卻還在煞有介事地對自己橫挑鼻子豎挑眼,自然導致土耳其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上升,對歐盟產生了怨恨情緒;三是最近十年來,土耳其國力上升很快,在克服了2001年的經濟危機后,2002年正發黨上臺,為土耳其帶來了穩定且進步的十年。當歐美陷入經濟危機的泥淖之際,土耳其的經濟依然保持強勁勢頭,人均GDP已超過一萬美元,自信的土耳其必然會追求更為獨立自主的國家戰略。

   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土耳其與西方的關系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這個判斷是基于兩點:一是“向東看”并非新現象,這是土耳其在冷戰結束前后就已經開始出現的跡象,尤其是在厄扎爾主政時代,已經基本上奠定了國家的基調。那些將土耳其“向東看”的原因歸于近年來土耳其經濟崛起的看法,是有失偏頗的,經濟崛起只是一種助力,而東西兼顧的戰略定位是由土耳其自身的地緣位置和國家利益決定的。二是“向東看”從來都沒有以犧牲親西方為代價,在土耳其政治家看來,“向東看”反而有利于其與西方的靠近,這是一種以東促西的策略。最近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在與普京會晤時說,如果上海合作組織肯接納土耳其,土耳其可以不再尋求加入歐盟,但沒過幾天,埃爾多安在訪問捷克時又說,對土耳其來說,歐盟與上合并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選項,土耳其尋求加入歐盟的愿望是堅定的。看起來相互矛盾,實際上不難理解,這只是政治家的花招,政客都是善于作秀的,類似的這種"大話"埃爾多安說的并不少。

   之所以說土耳其并未改變其親西方的立場,一個典型的例證是:2009~2010年間,土耳其與以色列的關系一度惡化,導致國際觀察家們紛紛猜測土耳其正在疏離西方,或者說西方正在失去土耳其;但不久后發生了"阿拉伯之春",土耳其作為北約成員國,又積極地與西方步調一致,無論口頭上還是實際上,其作派就是個西方國家。尤其在敘利亞問題上,土耳其有切身利益在里面,整體上看,它的立場與西方的立場并無二致。正是"阿拉伯之春"使一度開始驕傲的土耳其人發現,只有與西方協調一致,才能更好地維護自身利益,以往那種高調彰顯自身獨立性的做法,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種"廣告效應"。

  

   “土耳其模式”的吸引力

  

   "阿拉伯之春"給我們提出的問題是:穆斯林社會的政治現代化最終將呈現何種形態?土耳其似乎可為經歷了內部變革的阿拉伯國家提供榜樣。當然,這種觀察的結論是粗線條的,即土耳其的經驗表明,在一個穆斯林國家也可以建立起較為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它的這種經驗,使人對穆斯林國家的民主化有更多的期待。

   "土耳其模式"具有不同的歷史內涵:20世紀初,它曾經是亞洲落后國家反帝、反殖與世俗化改革的榜樣; 20世紀末,它是新獨立的中亞國家建設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的樣板;在21世紀初,它又成了中東民主化的參照模式。關于當前土耳其模式的最簡單界定是:在一個穆斯林國家建立了穩定的世俗民主制度。更具體地說,是"世俗民主制+溫和伊斯蘭政治力量執政+市場/技術現代化"。還可以把這個模式概括為"埃爾多安主義",以與歷史上威權政治的"凱末爾主義"相對應。

   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伊斯蘭政治勢力在"春天"里紛紛登上政治舞臺后,人們開始困惑:民主化是不是最終將有利于保守勢力的復辟?這個問題可以從土耳其的經驗得到一些啟示。土耳其經歷了1923~1946年的威權政治時代后,實行了多黨民主制度,在這個過程中有三股力量不斷博弈:左翼運動、政治伊斯蘭力量與軍方。土耳其軍方一直是作為監國的角色存在的,上世紀60年代軍方多次發動不同性質的政變,干預文官政治,包括對激進伊斯蘭政治勢力進行打壓,從而使土耳其以不怎么民主的方式捍衛了世俗主義。正發黨作為具有溫和伊斯蘭色彩的政黨,其政綱和主張更具有歐洲"第三條道路"政黨的特征,它修正了土耳其長期的激進世俗主義,順應了民眾的精神生活需求,但并未改變國家的世俗架構。它更多地關注民生問題,靠政績說話,從而贏得了選民的廣泛支持。

   2005年在土耳其時,曾有一群可愛的自稱凱末爾主義者的青年跟我說,凱末爾其實是個內心虔誠的穆斯林。2008年我再到土耳其時,約了好朋友H在安卡拉市中心見面,我幾乎認不出他了。他完全變了個樣子,開始留起了大胡子,氣質也更加溫文爾雅。我問他怎么變化這么大,他告訴我說自己已成為正發黨的堅定支持者,因為正發黨更關注民生,無論物質生活還是精神生活。最近去土耳其,我更多地聽到很多雄心勃勃的經濟建設計劃,遇到更多來土耳其尋找工作機會的周邊國家的穆斯林青年。在全球化的今天,伊斯蘭主義運動已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極端主義日益不得人心。人們往往忽略了一點,那就是廣大穆斯林才是極端主義的最大反對者。今天的伊斯蘭主義力量已經大大溫和化了,因為參與的群體變了,全球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青年穆斯林日益成為主體力量,中產階層在不同的穆斯林國家日益壯大。他們渴望的是物質豐裕、政治民主、權利自由、個體自尊和精神自足的生活。

   當然,土耳其并非沒有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教-俗"之爭與庫爾德問題。所謂教俗之爭,就是伊斯蘭勢力與世俗派的分裂競爭,說到底,也就是這個世界的秩序到底應該建立在什么基礎上——宗教的還是世俗的?從根本上說,這是很難調和的,只是在現代世界,現代性戰勝了傳統宗教。從全球范圍看,世俗秩序戰勝了神圣秩序,傳統宗教也已經順勢調整了自身。這個過程首先是在基督教世界完成的,在伊斯蘭世界,土耳其算是走在了前列。所謂"土耳其式的伊斯蘭教",更多是帶有溫和色彩,對現代性持積極和包容的看法。這個問題并不會隨著宗教勢力的溫和化而立刻消失,它會持續存在,并達到相對穩定的平衡狀態。這個平衡點是很難尋找的。如前所述,土耳其軍方在歷史上的監國作用是不容忽視的。當下的土耳其,軍方已被正發黨的文官力量所掌控,這不是什么遺憾,相反,這意味著土耳其的民主制度已漸臻成熟,無論哪一派政治勢力,都希望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自己的目標。困擾土耳其的另一個問題是庫爾德問題。

   庫爾德人占土耳其總人口近1/3,是個很大的少數民族。庫爾德問題的由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奧斯曼帝國作為一戰的戰敗國與協約國簽訂了《色弗爾條約》,根據這個條約,土耳其將被瓜分,庫爾德人有權建立自己的國家。但一戰后,凱末爾領導土耳其人(其實是與庫爾德人一道)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對庫爾德人長期實行同化政策,不承認其民族身份與地位,導致1960年代后庫爾德問題日趨凸顯,至今未決。土耳其力圖通過發展經濟和擴大民主的方式解決庫爾德問題,無奈歷史的包袱過于沉重,短期內似乎看不到解決的希望。在土耳其,我認識一些庫爾德朋友,他們給我的感覺是,受教育程度越高民族意識越強,而且他們的圈子是典型的"跨社會體系",即作為同一個民族的成員,聚集在一起的人往往是來自不同社會的庫爾德人。在庫爾德問題上,民主化之后的伊拉克后來居上,走得比較遠。當然,這種通過高度自制的方式來舒緩民族情緒的方式也不見得穩定,但這似乎已是在一個民族國家范圍內解決少數民族問題的最高綱領了。歷史的經驗不斷表明,少數族群的民族主義一旦在一個國家內出現,就很難抑制。

   在建立現代國家的問題上,土耳其和伊朗已經作為前輩走在中東其他穆斯林國家的前面。土耳其模式是更具西方化色彩的世俗化、民主化道路,伊朗模式曾經在起初與土耳其有很強的相似性,但在1979年的霍梅尼革命之后,它走上了一條糅合教權主義與民主制度的道路。在"阿拉伯之春"的背景下,土耳其模式似乎比伊朗模式更具吸引力。

  

   東西方文明的沉淀與交匯

  

   有一種說法是伊斯坦布爾不代表土耳其,因為伊斯坦布爾屬于歐洲,甚至小亞細亞的西部也不代表土耳其,因為那里太西方化、太現代了。如果持歷史本質主義的立場,上述說法似乎有道理。畢竟,土耳其是一個穆斯林國家,凡是想象中的穆斯林色彩較少的地方,凡是傳統味道較淡的地方,似乎就不該代表土耳其。而從人口的分布格局看,似乎又不是如此。土耳其的人口流動趨勢是從東向西的,東南部的大城市迪亞巴克爾不足百萬人,大多數人口過百萬的城市基本都在土耳其的西部,尤其伊斯坦布爾有近1400萬人口,占土耳其人口的近1/5。同時,土耳其是很早就實現了城市化的國家,根據2012年的數據,土耳其農村和城郊人口加起來僅占全國總人口的22.7%。可以說,土耳其是現代化的國家。

   土耳其99%的人口都是穆斯林,但除去居住了近千年的穆斯林的后代,也有相當部分是一百年前因戰亂從巴爾干遷來的穆斯林的后代,是這些人把更多的西方元素帶給了土耳其。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就出生于希臘。

   長遠地看,文明是最強大的力量。土耳其所處的地理位置,使它自古至今都便于吸納和沉淀不同的文明元素。東方和西方的文明在這里匯集、交融。土耳其地中海沿岸,隨處可見古代的和近代的羅馬、希臘文明的遺跡。土耳其當然是一個穆斯林國家,是中東國家,但無論是從語言還是從民俗來看,它都深受地中海文明的影響。盡管土耳其與中亞突厥語國家在宗教、語言和民俗方面具有很多相似性,但又有典型的不同。在強調文明多樣性的今天,土耳其文明多樣性的傳統是一種優勢,更有利于它的國際化,使之顯得年輕且充滿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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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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