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象:歷史文化與古城記憶

————話說永州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15 次 更新時間:2019-06-11 20:35:02

蕭象  

   蕭象:歷史文化與古城記憶——話說永州

      

   “地方千里,東北連于長(沙)、衡(陽),西南接于廣(州)、(南)海。瀟、湘二水,分出于全(州)、道(縣)。九疑、……浯溪、澹巖,此等勝概,郁郁蒼蒼,崔嵬疊列乎其間。山明水秀,民淳俗厚,誠乃偉哉之郡也!”——文中描述和稱贊的,是當今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湖南永州,語出明洪武十六年(1383)《永州府圖志序》。

   永州,歷史上也叫零陵。由于歷史變遷,不少歷史古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歷史名稱,如南京又稱金陵,九江亦名潯陽。永州、零陵,也是如此,一地二名,并稱互用。因此,我們說永州,也就是在說零陵。

   零陵,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34個古地名之一,最早見于《山海經》:“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云: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至于釋名,“陵”為帝墓,不難理解,唯“零”字多義,眾說紛紜,存在多種不同解釋:一曰“落淚、涕零”,意謂帝妃哭陵;二曰“零碎、零散”,與九疑之“九”相通,“九”者,多也,意指散而無定之陵;三曰“無有”,不存在墓陵。

   三種說法,各具其意。但在我看來,都可契合、融匯于當地流傳的也是我少時聽聞的一則民間傳說——很久很久以前,一位皇帝南巡時病死在這一帶,他的妃子娥皇女英聽到消息,一路哭來尋找他的陵墓,找遍了這里都沒找到,于是此地就被叫著了“零陵”。唐代詩人劉禹錫,以優美的詩歌形式對此做了詮釋: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無論怎樣解讀,零陵之名都關乎舜帝。而舜帝,是有關華夏文明起源的歷史傳說與敘事中所謂“三皇五帝”的五帝之一,與堯并稱“堯舜”,為中華最古圣賢。 因此,可以說,零陵一名,意涵豐富,不同凡響,既連接著一段有關中華文明初始階段的古老傳說,又附麗著一節凄美動人的愛情故事。此外,具有文化與美學意義的指代永州乃至整個湖南的“瀟湘”意象,亦與此有密切關聯。

   不僅得名,零陵設城亦歷史久遠,迄今已有兩千一百多年。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一統天下,實行郡縣制,始置零陵縣(治地為廣西全州境),隸屬長沙郡。西漢武帝時期(前124年),在現今零陵城設泉陵城,十年后增置零陵郡(治地為廣西全州境),東漢初年(公元25年),零陵郡治移至泉陵縣治泉陵城,也就是現今零陵城,此后直至明清,零陵均為郡(府)縣同城,城址始終沒有變易。隋文帝時期(公元589年)廢零陵郡,置永州總管府,泉陵縣更名零陵縣(廢廣西零陵縣)。從此,永州、零陵一地二名,交替使用,迄至今日。

   永州歷史悠久,但地處偏遠,遠離中原,屬于南蠻。因而若論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貢獻和影響,似乎要等到千年之后,要進入唐宋時期,永州方始脫穎而出,放出光彩,在中國文化思想版圖上占據一引人注目的席位。

   這一時期中國文化本身經長期發展到此達到全盛,以京城長安、開封為中心,影響輻射全國;此時的永州,遷客騷人多會于此,名賢官宦流寓于此,加上本土秀彥俊才,一時人文薈萃,文風昌盛,粲然可觀。他們觸景生情,揮灑筆墨,感時憂世,著文立說,或贊美這里的山水形勝,或悲憫民間的貧窮疾苦,同時也用自己的懿言嘉行潛移默化影響永州,刷新永州,將永州推向前所未有的歷史文化高地,永州面貌由此煥然一新。

   如以時間為序,在永州留下痕跡并產生過影響而值得提及的,在我看來,首先當推元結。這位中唐洛陽才子曾兩度出任道州刺史,他帶給永州人民的不僅是為官清廉、體恤民瘼的良好口碑,和《舂陵行》、《賊退示官吏》等一批反映現實政治和人民疾苦的優秀詩作,他還開辟創建了永州浯溪摩崖石刻,唐宋以降,顏真卿、黃庭堅、秦觀、李清照、米芾、范成大、顧炎武等三百多位名人的書畫詩文詞題銘刻其上,如今已成為重要的國家級文化遺跡和文化遺產,讓后人受益無窮。

   其后是懷素。這是一位永州本土人,世稱“草圣”,書法與張旭合稱“顛張狂素”,為中國草書史上并峙雙峰。懷素少時出家為僧,酷愛書法,“貧無紙,嘗于故里種芭蕉萬余株,以供揮灑,名其庵曰綠天。”李白游永州,驚睹懷素酒后潑墨揮灑,縱橫恣肆,筆走龍蛇,遂作《草書歌行》,贊其“草書天下獨稱步。”上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還一度問詢有關零陵綠天庵和懷素遺墨事。只是很可惜,當年人們尚無文化保護意識,綠天庵業已拆毀,不復存在;所存懷素草書“千字文”殘碑一塊,系后代摹刻,全文保留不及五分之一,惟碑文字體龍飛鳳舞,狂素神韻得窺一斑。

   北宋理學大家周敦頤,是另一位永州本土人。早歲在家鄉道縣月巖悟道,晚年隱居九江廬山,世稱濂溪先生。很多人知道周敦頤,是因為他寫有一篇僅119個字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傳世名篇《愛蓮說》。但他真正的貢獻是在學術和思想領域——“上承孔孟,下啟程朱”,作《太極圖說》、《通書》等,提出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至誠、無欲等理學基本概念,開創了宋代以降儒學的新形態,成為宋明理學的開山鼻祖。近代名人王闿運有一名聯:“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余波。”足見其影響深遠。

   另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張浚、張栻父子。張浚以抗金名相載入史冊,也因力主抗金而屢遭排斥,三貶永州,先后居住達十年之久。張浚為朝廷重臣,名動一時;張栻隨侍父親,在永州度過青少年,其后設壇講學,主持岳麓書院,從學者達數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學派規模,成為一代學宗。在永州,張浚和楊萬里留下一段佳話軼事。楊萬里調任永州零陵縣丞,適張浚第三次謫居永州,閉門謝客,萬里三次前往拜謁而不得見,后以書信力請,始得接見。張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楊萬里受之終身,遂名書室曰“誠齋”。

   當然,在所有這些留名永州的先賢中,影響最大、名聲最著者,非柳宗元莫屬。公元805年,柳宗元參與反對藩鎮割據與宦官專權和推行新政的“永貞革新”失敗,被貶至永州。從32歲到42歲,以“流囚”之身謫居永州整整十年。十年間,永州之野,民風之淳,山水之美,草木之秀,給了他莫大寄托與慰藉,讓其因政治落敗而被貶黜的滿腔憤懣、屈辱與苦悶失意,暫時得以消歇與撫平,創作靈感與文思得以觸動和勃發,《溪居》、《江雪》、《漁翁》、《永州八記》、《封建論》等一大批傳世作品,于是在此誕生。其詩歌,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并稱“王孟韋柳”;其文章,與韓愈和宋代歐陽修、蘇東坡等合謂“唐宋八大家”。

   不惟如此。十年謫居,遠離朝廷是非紛爭,感同身受民間疾苦,柳宗元對現實政治有了更為貼近和冷靜的觀察,對朝廷興亡也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不僅提出朝代興衰與社會發展取決于“生人之意”——即百姓的利益與意志,也就是民心的向背,而不是所謂的“圣人之意”;同時強調“官為民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官吏應該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奴役百姓的老爺,與今天的“為人民服務”何其相似乃爾!正是“生人之意”、“官為民役”等進步觀念,使他站立在了整個唐朝的思想高地,文學之外,成為有唐一代杰出的思想家。

   永州是柳宗元的流寓地,又是創作的黃金地,他生命中最寶貴、最艱難的十年(柳宗元一生只活了46歲),也是創作最豐盛、最重要的十年,是在永州度過的。從人的生命意義和精神價值,可以說,永州成就了柳宗元;反過來,也可以說,柳宗元成就了永州。如今永州對外文化宣傳的一張重要名片就是柳宗元。杰出人物放逐荒蠻,從而點亮荒蠻之地的文明之光,中國歷史上這一現象不是個例。韓愈貶潮州,蘇軾謫惠州,潮州、惠州因此大放光彩,名聞遐邇。永州也是如此,套用前人一個句式,那就是,一自子厚謫楚南,天下不敢小永州。

   讓我們以科舉為例來說明。中國古代,科舉是用以考察評判一個地方文化發達與教育先進程度的重要尺度。據本地學者依史志統計,終唐一代湖南共有進士29人,其中永州地區為10人,占比34.5%;有宋兩朝,湖南進士938人,其中永州為371人,占比39.6%;湖南的第一個狀員,也是唐代湖南唯一的狀員——李郃,出在永州。永州舉子曾于南宋紹興四年(1134年)一屆考取進士10人之眾。南蠻之地的永州科舉有如此不俗表現,與前述名賢碩儒的惠澤影響密不可分,韓愈在《柳子厚墓志銘》中說道:“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可為注解。

   惜乎明清之后,永州文化始趨衰落(原因復雜多重,有學者認為,入粵交通重心移至東南江西,為其之一)。以至于現代以來,百十年間,文化思想領域卓然成家而有全國影響者,蓋李達而已。李達少時求學永州府中學,即今日永州一中前身,如此說來,應是我師長輩校友。青年李達曾負笈東洋,歸國后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共一大十二名代表之一。建國之后專事高等教育和管理,先后出長湖南大學和武漢大學,深孚眾望。李達與毛澤東私誼深厚,互稱兄弟,因性情耿介,1958年為大躍進而直言面諫,埋下后患。1966年文化革命伊始,作為“資產階級權威”和“黑幫”即被揪出打倒,在一片紅色海洋中遇沒頂之災。

  

   歷史有時具有驚人的共時性和同一性。當李達在珞珈山下蒙羞受辱之時,千里之外其家鄉零陵同樣在上演著斯文掃地的一幕:一隊隊排列整齊而群情高昂的中學生紅衛兵,擎著紅旗,敲著鑼鼓,呼著口號,押著一群戴著高帽的“黑幫”教師,在城內最主要的繁華街道——中山路游行。時為小學生的我,擠在圍觀的人群里,驚訝,興奮,好奇,卻也無知地旁觀著一個史無前例的時代的來臨。

   半個世紀過去,這一幕于我,依然清晰如昨。

   80年代后期我再度外出求學,離開永州,其后留在了長沙。但永州留給我的,始終停頓在60年代少時的記憶。為什么是60年代,而不是70、80年代?這一方面或許是少兒時期對周遭世界充滿好奇而印象深刻,難以忘懷;另一方面,這些年永州歷史古城的定位宣傳所產生的導向與路徑效應,也讓我更多地回想到那個見證古城遺跡的少兒時期。

   因此,當今天人們談論零陵古城,讓我首先想起與其匹配的,是那消失了的城門與城墻。中國古代城邑建筑最顯著最具代表性的標志,是城門和城墻,它不僅起著抵制兵匪侵入、保護城民安全的防御作用,同時也具有雄偉壯觀的美學效應。我在網上看過一張清康熙時期繪制的零陵城圖,城墻包圍的零陵城廂呈長方形,全城共有七座門——東門、南門、太平門、小西門、大西門、瀟湘門、北門。據李茵《永州舊事》,至抗戰前夕,這些城門尚保存完整。其后,因戰爭和戰后城市建設原故,城門大多被拆毀。

   到我記事的60年代,城里還剩有東門、南門和太平門三座門。當時家住城南,距東門、南門和太平門都不太遠,因而常有出入。記得出了東門,便是田野;南門之外,可見一片小菜園,再往南則是棗樹林。城門有前后兩座,由青石和青磚砌成,門洞高峨森然,夏日經過,陰涼涼的,讓人不忍離去。太平門,是到河邊碼頭取水洗菜洗衣的必經之門,不久似乎是因修建自來水廠而被拆除,時間在文化革命之前。

   既然有城門,當然就有城墻。我記得太平門北邊有一節高大厚實的城墻。我外婆家住解放南路西側,挨著太平門,我多次從外婆家后門穿過,翻越凹凸不平長滿荒草的城墻,下到臨河的那條街,對面是一排有著吊腳樓的居民木板房。

三國時期,吳、蜀逐雄,零陵為其競奪之郡城,留下不少讓人神往的故事。作為歷史遺跡和物證,點將臺應是對這英雄傳奇的最佳詮釋。它位于三中和四中之間的一片空曠地帶,不是一座,有兩座,相互間隔四五十米,由三合泥堆砌,方方正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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