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濤 :地緣與文明:建立中國對中亞的常識性認知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70 次 更新時間:2019-06-11 00:10:47

進入專題: 中亞   西域   張騫  

昝濤  

   關于中亞,有兩個問題對中國很重要:一為中亞是什么?二為中亞對中國意味著什么?國人欲回答這兩個問題,首先必須要突破狹隘的“中原史觀”,并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來看中亞。

   理解中亞有兩個重要坐標軸:一是地緣(空間的橫軸),二是文明(時間的縱軸)。從地緣角度說,中亞既是周邊或外來大政治/文明體擴展的極限與終點,又是它們相互角力之地,中國就是這樣的政治/文明體之一;從文明的角度說,中亞的文明幾經變異、轉型,薩滿、佛教成為歷史深處的積淀,突厥化、伊斯蘭化與俄羅斯化共同塑造了當代中亞;

   對中國而言,從地緣戰略的角度說,中亞主要是陸權意義上南-北對峙下的“西向戰略”問題。傳統時期農耕-定居帝國與草原-游牧帝國的對峙是如此,近代至當代中俄(蘇)并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從文明的角度來說,如何認識伊斯蘭文明,是中國人理解中亞的關鍵;

   從中亞自身來說,歷史與地緣特性決定了它是一個主體性不穩固的、依附性較強的存在。

   中國向西就是狹義上的中亞,也就是我們現在通常所說的中亞。為了行文上清晰起見,需要從地理上界定一下中亞。廣義的中亞就是古代的“西域”,狹義的中亞就是現在的中亞五國: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均加入了獨聯體)。廣義的中亞具有文明史的重大意義,狹義的中亞是民族國家構成的。中亞五國的范圍是:西到里海和伏爾加河,東到中國的邊界,北到咸海與額爾齊斯河的分水嶺,并延伸至西伯利亞大草原的南部,南到同伊朗、阿富汗的邊界。五國面積共有400多萬平方公里,人口近6000萬。

   認識一個對象,經常難免將其客體化、他者化。若對此認識過程的局限性沒有一個反思,那么,基于這種認識所生產出來的知識,就很有可能反過來成為蒙蔽認識者自身的障礙。因此可以說,認識一個“他者”的過程,其實質在很大程度上亦是認識和反思“自我”的過程。從國人對中亞的認知來說,與“自我”有關的問題就是:為什么“我”對中亞如此無知?“我”認識中亞的主要局限性是什么?我們認為,這種自身的局限性主要就在于我們的認識總是從狹隘的“自我”(中原)出發,沒有把我們對中亞的認識置于“世界歷史”的高度和進程中。

  

   一、引子:從“張騫鑿空”說起

  

   西漢時,張騫分別于公元前138年和119年兩次通西域,歷經千辛萬苦對西域的情形進行了詳細考察。在張騫“鑿空西域”之前的情況是:“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筑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1]

   班固說:“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際。”[2]張騫因功被漢武帝封為“博望侯”。博望侯“大大地開闊了我們古人的地理視野,改變了漢朝以前的地域觀念,使人們知道了新的天地。”[3]在中國史、亞洲史,尤其是在東西交通史上,張騫“鑿空”有著深遠的意義和影響,歷史學家翦伯贊甚至將其與哥倫布“發現”美洲相提并論:“張騫在公元前127年發現西域,其對于當時中國人的刺激,就像后來哥倫布發現美洲對歐洲人的刺激一樣。”

   沒有張騫,很難想象漢朝能夠成功地經營西域。公元前102年,漢將李廣利遠征位于中亞費爾干納盆地的大宛。公元前60年,漢設西域都護府,轄區包括今新疆及巴爾喀什湖以南、帕米爾和費爾干納盆地。“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4]張騫死后,漢朝派出的使者“皆稱博望侯”。漢朝與西域邦國之間“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當時,漢朝派出的使節,每批多者數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多則十余起,少則五六起;路程遠的往返要八、九年,路程近的也要三、五年。西域的使者和商人,也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云集漢朝邊塞。”漢宣帝(前73-前49)不僅親自接見、宴請匈奴貴族和使者,并把漢朝官屬侍御上百人集中在上林苑,專門學習烏孫語言![5]

   張騫通西域具有世界歷史的重要意義,同時也是中原-華夏文明在歐亞大陸中西部進行經營的開始。在近代歐西強勢文明渡海而來以前,中原文明的對外交流主要就是通過西域陸路進行的,尤其是對中國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佛教和伊斯蘭教皆循此路而來。后文將提到,中原文明向西的經營,與其在東亞的典型的“朝貢貿易”體系具有不同意義。

   在躑躅前行了很久之后,人往往會迷失自我,為了更清醒地認識自己,我們必須回到起點。對我們要討論的中亞這個主題來說,兩千多年前的張騫應是我們的起點。時過境遷,談論張騫不僅僅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因為張騫身上所投射出來的某種穿透歷史的力量和魅力。這不僅僅是指張騫與“蠻夷”交往的個人魅力,如司馬遷所言,他“為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6],更重要的是他體現了那個時代華夏精英階層自信的精神、魄力與氣象。

   在中國主流知識界存在一個知識上的盲區,那就是希臘以東、新疆以西這塊大區域,即中東與中亞。這種“無知”狀態既是歷史、語言、文化、地緣等方面的無知識,更重要的是也將那里變成了“東方學”意義上的異域情調,對主流知識界而言,那里不僅是地理上的邊疆,而且也是心理-文化上的邊疆與邊緣地帶。人們一方面在膜拜著歐西,一方面又沒有突破那個知識盲區的動力和主觀意愿,在這種狀態下,就難以生產出關于這個地區的有效知識,更談不上建立關于中亞的常識性認知結構。在陌生與隔膜成為常態的情況下,最終的結果就是一個民族的思想落后于現實,陌生導致無知,無知又將導致盲動。

  

   二、地緣:東-西格局的演變

  

   論當代之形勢,不可獨拘泥于現世,尤不可不察上下數千年之歷史大勢。對中原王朝而言,西域問題其實就是草原帝國與農耕帝國長期南-北對峙/并立格局下出現的“西向戰略”問題。近代以來,歷史上的草原與農耕對峙的傳統南-北問題已轉變為中俄兩個大陸性國家并立的局面,這是新的南-北問題。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應將西域問題置于南-北對峙下的西向戰略框架內審視。迄今,中國歷史上至少出現過三種類型的“東-西格局”,分別為“西高地-東平原”、“西域-中原”以及“中國-中亞”。“東-西格局”的層層外擴,反映出中原華夏文明/政治體的壯大與拓展。

   1、西高地-東平原

   自夏商周三代至秦滅六國,華夏/中原王朝的朝代更替屬于典型的“西高地與東平原對峙”。對此問題,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有過非常精妙的論說。在其名篇《夷夏東西說》(1933)中,傅先生早就指出:“東西對峙,而相滅相爭,便是中國的三代(夏商周)史。”傅斯年還申論說,中國古史自三代至東漢時期,主線乃為東西對峙:“秦滅六國是西勝東,楚漢亡秦是東勝西……曹操對袁紹是西勝東。不過,到兩漢時,東西的混合已很深了,對峙的形勢自然遠不如三代時之明了。”“到了東漢,長江流域才普遍的發達。到孫氏,江南才成一個政治組織。從此少見東西的對峙了,所見多是南北對峙的局面。”

   傅斯年說的“西高地與東平原對峙”,這里的東與西是以太行山和豫西群山為界,把中國的版圖分為東西兩大部分。這主要是根據地形差別劃分的。東邊是大片的沖擊平原,西邊是夾在山中的高地,傅斯年分別稱之為“東平原區”和“西高地系”。東平原區“是絕好的大農場而缺少險要形勝,便于擴大的政治,而不便于防守”。西高地系是幾條大山夾著幾條合流造成的一套高地系,其中以關中高原最大,這里主要就是今天的山西、陜西,在經濟上不如東平原區,但也不是很差,關鍵是地形好,“攻人易而受攻難”。另外,這個地方雖然不便于農業,但水草利于畜牧,“這樣的地理形勢容易養成強悍部落。”“西高地系還有一個便利處,也可以說是一種危險處,就是接近西方,若有文化自中央亞細亞或西方亞細亞帶來,他是近水樓臺。” [7]

   “西高地與東平原對峙”的結束標志著中原地區華夏族群主體融合的完成和定型。

   2、“西域-中原”

   在西漢時期,西域的范圍不僅包括現在的新疆地區,而且還包括跟這一地區山水相連的蔥嶺以西,一直到巴爾喀什湖一帶,甚至對更西、更遠的地區。故廣義的西域是指我國玉門以西的廣大地區,包括新疆及中亞等地。西域之進入國人視野,起自漢與匈奴的對立。從史書記載來看,“西域”一詞最早出現在《史記》的《司馬相如列傳》和《大宛列傳》中。

   在漢代前后時期,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中亞兩河流域至帕米爾到塔里木盆地今新疆大部分地區以及河西走廊地區,“覆蓋狀地活動著四大支塞人以及大月氏人和烏孫人等,他們均為歐羅巴人種,操印歐語。”[8]這些人都屬白種人,另外,由于廣大北部草原地區也一直活躍著游牧的操阿爾泰語系不同語言的蒙古人種,兩者也一定存在交流和滲透,只是仍以印歐人為主。戰國時期的秦國在西邊所要防御的就是印歐人。

   關于這片大的區域到的自然地理特征呢,亞洲史研究專家墨菲說:“世界最大的半乾旱及沙漠地區覆蓋著歐亞大陸的中央部分,它從烏克蘭及今土耳其開始,跨越前蘇聯南部、伊朗大部、阿富汗和今巴基斯坦、蒙古人民共和國以及滿洲遼河中段以北和東京約75°以東的中國領土的大部。從氣候和植被方面看,西藏也屬于同類型干草原-沙漠范疇,盡管它的自然環境主要由它的高海拔決定。在歐亞大陸的這片廣大地區的大部分,永久性耕地的農業只在幾處擁有可用于補充灌溉的水源的有利地區才有可能,比如分散很遠的綠洲。”

   “西域-中原”時代的到來是以南-北對立的加劇為背景的。傅斯年把南-北對峙說成是東漢以后的事,自有他的出發點,但如果把南-北問題看作是北方草原游牧帝國與中原農耕帝國的對峙,就可以發現,從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3世紀,匈奴帝國就活躍于北亞草原,其給南方的農耕-定居帝國以不斷的壓力。這一草原-游牧與農耕-定居的南-北對峙模式是一條貫穿中國古代歷史的主線。張騫之鑿空西域,表面上看是一個東-西問題,而實際上其最直接動因在于解決南-北問題。當時,西漢人從戰俘的口中偶爾得知西域諸國與匈奴間的復雜關系,遂有聯合西域國家以對抗北方匈奴的戰略考慮,即“斷匈奴右臂”。這也是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的直接原因。

   清朝解決了傳統的南-北對峙問題。在政治上針對北方的草原部族建立盟旗制度,以“發展了的部落聯盟形式”聯合起長城內外,使清朝皇帝居于最高盟主地位,遂使長城逐漸失去了邊界意義。在清代,長城內外的貿易往來更為密切,使長城內外在經濟上日益一體化;更多的漢民移居關外,在內蒙中南部開墾,部分牧民也開始了定居化,轉而從事農、工、商業,逐漸失去了移動性。但就本質而言,與其說是有著同時治理游牧、森林和農耕經驗的滿族解決了傳統的南-北問題,還不如說是現代技術變革幾乎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游牧”問題。

西域總是與南-北對峙問題糾纏在一起。左宗棠說:“中國強盛之時,無不掩有西北。”但在工業時代之前,經營西域耗資巨大,幾乎完全屬于“燒錢”型,因為那里的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其在傳統社會的經濟價值不大,而僅具戰略價值,故可以理解漢唐以來,中國經營西域的典型戰略就是“以夷制夷”。而西域對傳統中華帝國來說,也成了一個可以隨時放棄的“負擔”:“為了獲得回紇以及后來的阿拔斯王朝的幫助,(唐)肅宗放棄了中華帝國的中亞地區,因為地方反對朝廷經營西域耗空國庫,總的說來,西域是一種負擔,而不能給中央提供任何收益。”可見,傳統中國對西域的經營主要還不是開疆辟土的“帝國擴張”,而是綜合地緣戰略和經濟因素的理性考慮。(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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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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