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我認識的“老犯人”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852 次 更新時間:2019-06-10 23: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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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奎松 (進入專欄)  

  

   我已經記不得他的名字了,但是他那剛過了而立之年,就已顯出蒼老的面孔和略帶佝僂的身軀卻總是會浮到我的眼前來。

   記得我頭一次看見他的時候,只覺得他又矮又小又老又瘦,一副猥瑣的樣子。當時獄警拉開牢門時,他畢恭畢敬地低頭弓背面對牢門,滿臉堆笑,活脫脫一個油頭滑腦的老犯人。

   那天我剛剛從一個北京炮局看守所拉回工廠去批斗了才拉過來,連東南西北都沒弄清楚。看到他,馬上就想到電影里見過的那些壞人。因此,當獄警在我身后把牢門哐當一聲鎖上后,摸不清狀況的我完全沒有想要搭理他。

   沒想到,獄警的腳步聲剛從門口離開,他就一步跨到用高低不平的十幾根光溜溜的半圓木拼成的床鋪上,從我手里奪過獄警給我的一床薄薄的、里面的棉絮滿是窟窿的被子,幫我疊好放在床的里頭。并告訴我,我剛進來,肯定還不習慣這個高低不平的床板,他已經習慣了,因此他把稍微平一點的中間讓給我睡。同時壓低嗓門一一告訴我牢房里“政府”——他總是把這兩個字掛在嘴邊上——定的各種規矩。如平時起床要疊好被子放在床里頭,犯人不能站在床上或地上,必須要下床面對門坐在床頭;床頭的塑料桶是馬桶,一定要蓋嚴,否則屋里味道太大;每天上午幾點會放人出去倒馬桶,必須在幾分鐘內抓緊倒凈洗完返回號里,否則會被罰;一周有幾次放風,每次放風會放多長時間,經過樓道下樓時千萬不要停下來,也不要東張西望,如此等等。

   同屋還有一個比我稍小些的犯人。當天我就知道了他和我都是因“四五”天安門事件進來的。他是在4月4日當晚下夜班后沒事,陪著師傅到天安門廣場看熱鬧,意外被抓了個現行,抄了進來的,一直關到這個時候。只被審了幾次,就再也沒人理他了。一提到他的師傅和他的家里人,他就會撲簌簌地掉眼淚。

   我剛進來的那些日子,幾乎天天被押去審問。一審就幾個小時。每次被提出牢房后,他們兩人都會偷偷地扒著窗戶,透過油漆剝落的玻璃縫隙,看我被穿便衣的警察從一樓側門押著走出去的情形。每次回來,牢門剛一關上,老犯人都會馬上把已經涼了的飯菜遞到我的手上,催著我把飯吃完。

   監獄里的飯千篇一律。每頓一個窩頭(一周會有一次給吃饅頭),一碗菜湯,菜湯面上會有幾片閃著亮光的明油。我的飯量不大,關在獄里又不運動,一個饅頭也還湊合。但那個才19歲的徒工就不行了,因此,我進來后發現,幾乎每頓飯,老犯人都會把他的饅頭或窩頭分一半給他。

   老犯人在牢房里最拿手的余興節目是唱歌。他的嗓音不錯,雖然不敢讓獄警聽到,聲音放得很小,但是他小聲哼唱的那些我聽也沒聽過的各種中外歌曲,還是會讓我覺得即使在牢里,日子有時候過得也還算得上心曠神怡。我也因此從他那里學了上百首中外名曲。

  

  

   其實,被關進這里幾天后,我就知道了老犯人的大致經歷。先是小犯人告訴我他是小偷,然后是他主動告訴了我他從十幾歲開始,因偷竊,幾次被教養,到被判刑的經過。說起來,我和父親去干校前夕,曾全家一同去前門買棉衣等。就在公共汽車上,被小偷偷去了全部準備買衣服的錢和積攢了將近一年的布票、棉票。因此,對小偷,我曾經十分反感和憤恨。可是,當老犯人把他的經歷講給我聽之后,對他我卻無論如何也恨不起來。

   說來奇怪,我過去印象中的小偷,一定是家境很差,缺吃少穿的窮人子弟。然而,老犯人的家竟是書香門第。其父母都受過高等教育,母親還是北京市某名牌小學的校長。家里既不愁吃,也不愁穿,他從小就學過彈琴,會識五線譜,很喜歡音樂,而且看了很多閑書。他也不知道為什么,只因為有一次挨打躲出去,連著兩天沒回家,跟一個大些的孩子去偷人家的東西被抓,母親因為覺得有辱家門,堅持不去領他,后來經父母同意,把他送進了工讀學校。從此他就和更多的壞孩子走在了一起,學了更多的偷竊手法,再也改不掉偷竊的習慣了。

   當然,每次被抓到后,他都想過要改掉偷竊的毛病。但他告訴我說,染上這個毛病后,人就像是吸了鴉片上了癮似的,一有機會在眼前手就癢得不得了。終于,他在15歲時被送去勞教了幾年。出來后,因為生活無著,家里也不理他,再度偷竊,再度被抓,又趕上了“嚴打”,作為屢犯,又超過了法定年齡,因此被判了7年刑。再出來的時候,他已經將近30歲了,既無工作經歷,又沒有單位接收,城里幾乎無處立腳,于是街道上一紙報告,把他定為“四類分子”,送去延慶山村里交貧下中農實行管制勞動。

   這個時候,我已經大致弄清了關押我的這個地方。這是北京第一監獄看守所,又叫半步橋監獄。

  

  

   1976年7月,我入獄兩三周后的一天半夜,突然間天搖地動,把我們全都從睡夢中驚醒過來。滿樓道里犯人們大呼小叫,砸門哭鬧,恐慌至極。但是,因為監獄把牢房的門統統換了包有厚厚鐵皮的沉重木門,只在齊眉高的地方為方便獄警監視犯人的動靜,從外面開了一扇小鐵窗,必須從外面拉開才能打開。對外的窗戶,又全部刷上了厚厚的油漆。因此,犯人們幾乎無法得知外面的任何情況。盡管所有人馬上意識到這是極劇烈的地震,因獄警全無聲息,犯人們聲音再大,也無能為力,只好聽天由命。

   我們號里的小犯人喊啞了嗓子,兀自坐在鋪邊哭泣。老犯人雖然摟著小犯人的肩頭未吭一聲,但是牢房每震顫一次,他都會神經質地嘟囔一次“沒關系,沒關系,沒關系……”直到余震消失。

   記得在那個白天,老犯人一反往常笑嘻嘻的一臉輕松相,一聲不吭地坐在床上,眼睛發呆。我當時試圖和他講話,他都只是心不在焉地嗯嗯兩聲而已。直到晚上熄燈之后,他才突然在我耳邊小聲地問我:“你想你家里人嗎?”我記得我應了一聲。又過了一會兒,他長嘆了一口氣,說:“我媽今年60歲了。”

   整整一個晚上,他把自己的頭包在被子里面沒有出來。我分明聽到他在暗暗抽泣。

   又過了一個多月,因為沒有報紙,沒有廣播,除了白天黑夜,我們誰都搞不清楚是哪一天。只知道清晨突然間聽到外面有大喇叭持續不斷地響起震耳的哀樂聲,我們當即猜測是毛主席去世了。又過了一周多時間,小犯人意外地被釋放了。那天老犯人也顯得十分激動。他悄悄地告訴我,按照他所了解的各國的慣例,他估計新的領導人應該會實行大赦。但是,他似乎對自己的前途并不樂觀。他問我:“如果實行大赦,是不是應該所有犯人都能赦免呢?”我當時有點不以為然。因為小犯人的釋放,并不像是得到了特赦令的樣子,也聽不到甬道里有更多犯人被釋放的聲音。但是我還是告訴他,如果真有什么大赦,他這種小偷小摸的犯罪,應該都會被赦免。

   直到這個時候,他才對我講了實話。原來,他這次并不是因為偷東西進來的,而是因為“反革命”!

   一個小偷成了反革命,這聽起來有點像天方夜譚,但卻是真的。

   他的變化原因很簡單。他被送去農村管制勞動。作為“四類分子”,在農村中就像麻風病人一樣,所有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他們每天清晨四點鐘就被趕起來打掃村里的街道,天亮以后再被趕去做最苦最累的工作,直到晚上回來,大部分時間都被人看管著。工分值最低,房子住得最爛,經常吃不飽飯,離村還要打報告,節假日別人放假他們照樣要勞動。至于年輕人想娶媳婦,則連門兒也沒有。被管制了幾年之后,他和另外一個年輕的四類分子終于覺得生不如死,下決心逃跑了。沒想到,兩人沒經驗,以為到城里找錢容易,想著一路從各城市南下跑出境去。卻不料城里的革命群眾階級斗爭的弦繃得更緊,幾天后就給抓了回來。這回更慘,兩個人被接二連三地斗爭不說,還被吊在房梁上打得死去活來。

   此事之后,兩人老實了一段時間。但不知道他們從什么渠道聽到了臺灣的廣播,里面說得天花亂墜,說是只要給香港某信箱寫信,就可以得到經費。于是,這兩個走火入魔的人,竟然信以為真,想著寫封信就能拿到錢,然后再往境外跑。老犯人于是自封什么“燕北支隊參謀長”,然后按照廣播中的地址給香港這個信箱寫了一封信。這封信自然落到了公安機關的手里,他們兩人也就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

   聽了老犯人講的情況,我半晌沒說話。我懷疑他們這種人會不會得到寬宥。雖然當時我并不清楚我有沒有得到特赦的可能,但也沒有把握認定他的罪狀會比我的輕。他卻明顯地充滿了幻想。他始終認為,他并沒有反革命的意思,實在是因為在農村作為“四類分子”,活不下去,想用這個辦法逃出去而已。并且他認為他實際上也沒有做過任何事情,他會吸取這次的教訓,應當能夠得到寬恕。

   我在一個月后被換到另一個號子,然后在1977年1月初被無罪釋放,以后隨著天安門事件平反而得到徹底平反,從此很長時間再也沒有聽到老犯人的消息。

   直到這一年5月1日前夕,我鬼使神差地偶然留意了一下街道上的布告,赫然看到了被打上了紅×的他的名字。盡管我這還是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怎么寫的,但他名下的罪狀,分明可以鎖定是他無疑。罪狀的大意是他陰謀勾結國民黨反動派,蓄謀秘密組織反革命武裝,自封燕北支隊參謀長,最后是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幾個字。布告張貼出來之際,他已經被處決了。

  

  

   這位年不過30多歲的“老犯人”的悲劇命運,讓我產生了很多疑問。為什么像他這樣一個好人家出身的孩子,那樣輕易地就被他的家庭拋棄了?為什么一個犯了錯誤的少年一定要用那樣的方法來懲治,以至于近朱近墨,愈陷愈深,無以自拔?為什么當時要制定什么“四類分子”的政策,而將有過這種那種犯罪經歷者逐出城市,送去農村管制勞動,從而造成被管制者的悲劇呢?

   實際上,自1980年代以后,這個社會上許多情況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四類分子”全部被摘了帽子,甚至連“反革命”也已經不能入人之罪了。過去被視之為反動的“人性”“人道”等觀念和意識,也開始出現在官方語言當中了。換言之,如果老犯人能夠活到1980年代,特別是1990年代以后,他應當不會為他當年沖動和愚蠢的行為付出生命的代價了。

   我是幸運的,趕上“四人幫”被打倒,“四五”天安門事件被平反,而且有幸讀了大學,并且竟然做起了學問。我很慶幸我有機會從事了現代歷史的研究,它讓我能夠利用我所學的專業,回過頭去努力澄清我內心中多得不可勝數的疑問,去思考這個社會怎樣才能讓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權利,過上平靜的生活。不錯,對于眾多學者來說,這可能有點不務正業。因為他們更喜歡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更認同高雅和專業。但是,面對歷史上和社會上所存在的種種問題,我卻無論如何也高雅不起來。這不僅是因為我的學養問題,而且是因為我的經歷、性格和對所剩時間的緊迫感,因為我無法脫離現實社會、脫離構成這個社會的蕓蕓眾生的命運來思考問題。

   而且,在我看來,研究歷史,必以人為本。換言之,我從不認為,學問之道,求的是研究怎樣學術,學識如何廣博。我不相信,人類社會之所以需要有人做學問,是因為學問家必須要不食人間煙火。恰恰相反,我認為,學問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它必定會對人類社會的進步有益。用中國亞圣孟子的話來說,就是:“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用德國古典哲學家費希特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的一切研究都必須以達到人類的最高目標,即達到人類的改善為歸宿。”

  

   如果我們的研究,不能讓每一個關注歷史的讀者了解“人生而平等”的道理,懂得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命、權利和尊嚴,學會因關注他人的命運而養成對生命的敬畏之心,進而達到改善人類生存狀況和質量的目標;如果我們的研究反而會基于這樣或那樣的立場,造成更多的仇恨、對立甚或傷害,那我說,這種學問不要也罷。

   學問有道,求仁義而已。“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心而不知求,哀哉!”吾既認定此道,“雖千萬人,吾往矣”。

   (本文原載《同舟共進》2018年第6期,作者系文史學者、本刊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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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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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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