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唯:南開校長張伯苓與蔣介石交好始末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74 次 更新時間:2019-06-07 19:32:31

進入專題: 張伯苓   蔣介石  

張曉唯 (進入專欄)  

  

   內容提要:近年出版的《張伯苓年譜長編》,可謂有關張氏資料之集大成。以往人們關注張伯苓與南開學校史事,偏重于辦學和教育本位,而較少深究當年他與政府的真實關系層面。對于這位教育家與政府密切關系有意無意地回避和淡化,顯然影響世人對相關教育史事的準確認知。本文借助該《長編》素材,重加梳理,以張伯苓和私立南開為個案,力求復原和再現民國時期私立教育發展演變的若干真實面相,進而揭示辦學與政府、教育與政治之間微妙而復雜的互動關聯。

  

   關鍵詞: 南開學校   張伯苓  蔣介石

  

   天津南開系列學校(大、中、小學)的創辦,主要得益于嚴修(字范孫)的聲望、人脈和實力,校長張伯苓起到了重要的輔助作用。南開元老黃鈺生直言:嚴、張二人的關系“一為東家,一為西席”,即是說,張最初乃嚴氏聘請的家庭教師。當南開的事業越做越大,嚴、張間的合作共事就具有了不可分離的伙伴效應。及至南開學校校慶四十年時,重慶《大公報》社評稱:南開乃張校長所一手締造,距史實已遠。實則,張伯苓本人早在1931年校慶二十七周年之際,即就此作過十分恰切的表述:本校創辦人是嚴范孫先生,承辦人是我。他強調說,南開前期靠嚴先生,“他的偉大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所謂前期,應是嚴修在世的1929年以前。后期呢?1948年張伯苓在浙江大學介紹南開辦學經驗,稱南開“后期靠基督教”。聽者不免感覺突兀,不明所以,然究其所言,似指美國教會勢力的支助。美國“洛克菲洛基金會”曾一再提供資金贊助南開,張本人早年加入教籍,其榮獲的兩個名譽博士學位均得自有美國圣公會背景的上海圣約翰大學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不過張氏這一說辭,似在謙遜回避他個人的辦學業績,事實上,嚴修故去后的二十年間,承辦人張伯苓將南開推向了事業的峰巔。

  

一  艱難辦學  多方求助


   嚴修在世的最后幾年,張伯苓已經展現出很強的辦事能力,贏得社會的認可和尊重:大總統黎元洪曾以教育總長一職相許,少帥張學良則視其為良師益友,在東北大學草創階段更是多有借重。極具實力的管理美國退還庚款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中方董事不僅有張伯苓,在董事長范源廉病逝后,他進而接替此職。不過,這些榮耀的取得,均來自民國前期的北洋政府。隨著1928年夏季國民革命軍二次北伐,京津一帶再次迎來“改朝換代”。6月12日,南開中學期末考試最后一天,天津城西馬路一帶槍聲大作,革命軍進城,奉系督軍褚玉璞退兵。作為社會賢達的南開校長張伯苓,面對南方革命政府,或多或少有那么一點“前朝舊人”色彩。畢竟他跟隨嚴修“化緣”興學,與北洋軍政勢力結緣不淺,屬南方革命黨秉政之初須排斥之列。

  

   南京國民政府在教育界實施的大動作,首先是改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其美方董事基本留任,而原中方董事如丁文江、顏惠慶、郭秉文等大部分被撤換,代之以蔡元培、李石曽、孫科等國民黨大員,張伯苓的董事長一職由蔡元培取代,其董事職務亦擬由陳立夫接替。南京方面認為,該機構由賄選總統曹錕任命,“現國民政府統一全國,此種賄選亂命自當根本取消。且所任命之董事中,有為國民政府所通緝者,有為擁護賄選之官僚與學閥者,皆不當任其主持國民政府之教育文化事業。”頗有些書生氣的胡適對此舉持異議,致函主持其事的大學院長蔡元培,希望將素有“清譽”的周詒春(前清華校長)和張伯苓留任,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辭職換取張的留下。蔡元培回函予以“峻拒”。顯然,國民黨政權此時對所謂北洋舊人尚不肯包容。大概正是鑒于張伯苓此時處境“邊緣”,同年12月潛津處理地下黨務的周恩來與老校長之間有了一次絕密會面,這位早期學生乃國民黨正在懸賞重金通緝的共黨要人。

  

   不過,張伯苓不同于書生氣十足的胡適,他處世顯然更加現實和靈活。南開學校每年幾十萬元支出的費用等待著他設法籌措,而這倘離開了當權者幾乎不可想象。好在蔣介石委派秘書錢昌照遍訪京津各校,對南開印象頗佳,而張伯苓也不失時機地表露對新當政者的擁戴,這些歸結為一個尚好的回報:蔣命令已經“易幟”的張學良給予南開一定力度的常年資助。無疑,此舉大大拉近了張伯苓與新政權之間的距離。事實上,當南方二次北伐大局已定,張伯苓就通過故交孔祥熙的關系,在上海拜訪了主管財政的宋子文,為進一步結納最高當局埋下了伏筆。

  

   1929年的前九個月,張伯苓在美歐旅行,其目的在考察教育和募集經費。這期間,年屆古稀的嚴修于3月中旬辭世,數月后,南開大學五位重要教授紛紛離校他往。面對校內多事之秋,張伯苓并未中斷行程。他在海外屢屢發表高論,向國民政府示好。在斯坦福大學演講,談及國內形勢,他說:“今革命幸告成功,不啻去云翳而見天日,全國氣象煥然一新”。在另一次演講中,他稱“中山先生之建國大綱由軍政而訓政,再次為憲政,步驟井然,如能行之不誤,定能進入承平之世”。在倫敦的一個歡迎會上,有人質問:南京大興土木修中山陵,是否虛糜金錢?張伯苓應聲答道:“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歷史上之地位,至少可說是最近四百年來第一人,無論用多少金錢,以紀念孫先生,十分正當,十分應該”。在政治歸屬上,伯苓先生可謂做足了姿態。

  

   少帥張學良應允資助南開20萬元,分十年付清,可是首年撥付2萬元后,第二年僅交付4000元,其余便遲遲無下文。張伯苓歸國后,迭函東北要員王維宙等人催促續撥,看來并不順利。他又聯系當年與嚴修有些交誼而今已成為黨國“新貴”的李石曾,希圖得到其主持的俄國退還庚款的補助。晉系將領傅作義時任天津警備司令,對于張伯苓辦學之艱難有所體認,主動提議將所轄津郊小站營田交由南開大學經營,以其所得用于辦學。傅、張之間的交情由此開啟,后來傅將軍在長城一線抗戰,收復百靈廟,張伯苓贊為民族英雄,發動民間捐款捐物,支援前線將士。廈門大學的有關捐助即是經由張伯苓之手轉交。全面抗戰開始后,傅作義的家眷被安置于重慶南開中學校內,由張校長特別關照。當然,這已是后話。

  

二  結交蔣氏  交誼日深


   三十年代初,時局動蕩,南開各校經費拮據,僅南開中學即負債達30萬元,只得靠赤字維持運作。四川民生公司老板盧作孚由丁文江介紹,造訪南開,張伯苓向其大吐苦水。1930年12月,蔣、馮、閻的“中原大戰”因張學良的介入援蔣而終見分曉,東北軍再度入關,接管平津地區。作為老朋友,少帥堅請張伯苓出任天津市長一職,顯然也順乎情理。可是,張校長“在茲念茲”的重心在南開,緩解辦學難局乃首要急務,哪有心思“更上層樓”?他極其熱情地接待來校視察的張副總司令夫婦,卻以校務羈絆、“不愿放棄二十六年教育生涯而卷入政治漩渦”為由婉拒了其盛情相邀。

  

   此時,張伯苓真正心儀的領袖人物是南京的蔣介石,他曾對錢昌照說過:“中國富強,要靠蔣”。就在接待少帥夫婦一周之后,張伯苓偕心腹秘書伉乃如來到南京,于12月24日首次拜見蔣介石。蔣對張三十年如一日專心辦學大表欽佩,對于南開校風稱譽不已,了解并同情南開的經濟狀況,允諾設法予以補助。張伯苓對于最高當局重視教育的表態印象極深,在其后寫給宋子文的信函中特別提及。顯然,宋應是此次會面的牽線人。此后,張伯苓又幾次致電致函蔣介石,陳述學校經費困難各節,進而提出由英國退還庚款委員會每月指配2萬元補助南開的請求。也就是在此前后,張校長罕見地對已經從政的校友田炯錦表示:自己雖以專心辦理教育為職志,但南開造就的學生應在政治上有所貢獻,因為政治實一切事業之重心。他期望南開人在政治領域能形成自己的影響力。此一變化未可小視,潛心辦學者開始萌發政治進取心。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國民政府在北平組建華北政務委員會,張伯苓被任命為委員。兩年后又組成由黃郛領銜的政務整理委員會,張仍任委員之職。這期間,已決意棄學從政的翁文灝在廬山向蔣介石進言:國家危難之際,急應延攬人才,不宜過分拘泥于黨派,而應擴大用人范圍,并舉薦了胡適、張嘉璈、吳鼎昌、張伯苓等多位非國民黨人士,蔣表示愿意延攬借重。從后來的事態觀察,蔣基本采納了翁的建議。張伯苓雖然時常向外界表示,自己對政治完全是外行,但對于華北事務亦曾熱心參與和建言。他以社會賢達身份赴山東,盡力調解韓復榘與劉珍年部的戰事,效果尚佳;當華北形勢日益危殆時,他大膽向南京當局直言:為了防止日本使華北特殊化的預謀,中央應盡力支持宋哲元等華北將領,以增加他們對國民政府的向心力。蔣介石聞言,頗為重視。

  

   面對三十年代前期華北錯綜復雜的局勢,蔣介石對于像張伯苓這樣在地方上深具影響的人士特別倚重,不但發函征詢方策,還附來密電本,囑可直接向其建言。張復函稱:“承頒給電本,謹當密藏待用”,“苓遇事勉竭愚蒙用供采擇,但不愿一知半解動擾聰聽”。可知,此時二人關系已非泛泛。1933年7月,具有南開背景的青島市長沈鴻烈因權力摩擦提出辭職,張伯苓為此一再函電蔣氏,力言“不宜聽其高蹈遠行以去”,“甚盼中央處置此事加以審慎”。不久,蔣復電:“沈市長由威(海)返青復任,乃中央懇切慰留之結果,報載易人之說不足據也”。對于張伯苓涉及人事安排的意見,蔣予以最大程度地關照。

  

   這個時期,羅隆基任教于南開大學政治學系,并主筆天津《益世報》。該報對南京當局若干外交舉措多有抨擊。蔣介石最初對這位自由知識分子施以籠絡,請張校長告知羅,蔣邀其南下并將親自接見云云。可是其后《益世報》的言論并未“收斂”,南京方面即勒令其停刊。為此,蔣委托黃郛電告張伯苓:平津各報年來頗多持論偏激,行營認為莠言亂政,主以切實制裁。《益世報》未知審慎,因而獲咎,據聞尚系最寬大之處分,只須該報能了解國家立場,認識地方環境,持平立論,不難力謀恢復云云。顯然,蔣希望張起到配合和緩沖作用。張伯苓深得最高當局倚重,昔日友人不免有所請托,而張卻回應:“最近雖于國務時有參與,但俱屬虛名,與政界并無切實聯絡”。可謂虛實之間,應付裕如。

  

三  辦學問政  相得益彰


張伯苓政治地位的上升,有力緩解了南開辦學經費困局,來自國民政府的支助,也使學校的私立性質越來越名不副實。一個難以抗拒的現實壓力愈加明顯,即日軍步步緊逼,華北已危若累卵。張伯苓眼光超前,很早便做出在西部建立分校的決策,而到了1935年初,南開董事會正式討論將大學部改為國立的議案,此前,張已向行政院長汪精衛、教育部長王世杰通報此事。隨后,他又派何廉教授赴寧向教育部交涉改轉國立具體事宜。6月間在南開大學畢業典禮上,張伯苓宣布,將學校獻給政府,稱“現在政府領袖真能埋頭苦干,我們應當改變從來懷疑政府的心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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