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新:沈從文的講解員生涯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073 次 更新時間:2019-06-07 17:27:23

進入專題: 沈從文  

陳新  

  

我的“目的遠得很”

  

   上世紀中葉的時代劇變中,在外界強大的壓力刺激下,沈從文經歷了精神崩潰,自戕未遂,已經不能在北大當教授了。待漸漸平復后,1949年8月,在老朋友鄭振鐸的安排下,到歷史博物館工作,當然這也是他的愿望。這是一個“冷”地方。當局的本意未必想讓他做什么事,只是一個安置,一種擺放。另外,你要去,就做個順水人情吧。

   但沈從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基于對時代的深刻理解,而作出的一個重大人生抉擇。并且,他有事業性的抱負,用他自己的話講,我的“目的遠得很”,要“走一條嶄新的路”,進行“學術革命”。——沈從文還是沈從文,他的生命仍然像壯麗的江河在血管里奔流。

   剛到歷史博物館,分在陳列組,做一些臨時性的工作,如抄寫當年7月在京召開的全國文代會的時事櫥窗圖片說明。(一個大作家被排除在外,只能為之抄宣傳,叫人噓唏。)他的本份工作是在庫房里清點登記館藏文物,也參與布置陳列室,編寫文物說明,抄寫陳列卡片;有時還數古幣、在綠地拔草。屆時他大病初愈,身體非常衰弱,“累極時想休息又不可能 ,實在只想哭哭”,以為“并不妨礙別人”。但是,館中向張兆和反映,“說這很不好,也不敢了”;只能強忍著,但“見什么人嚇怕”。

   他非常刻苦地學習業務,大約過了兩年,估計能力可以“合格了”,便主動去陳列室作講解員,還常去故宮講解。

  

“我怕他恭恭敬敬對待我”

  

   作講解員很辛苦,午門樓上“入冬經常在零下廿度以下”,尤其在工作了八九個小時后,天色漸暗,觀眾散去,沈從文又渴又累,又有一點喘氣,“胸部和腰部都如被束縛得極緊,只想在任何一級磚道上坐下來稍停停”。他也常常站在午門城頭,看萬家燈火,聽遠處雜亂歌聲和眼前太廟松柏林中黃鸝鳥的鳴叫,感到自己完全孤獨,陌生,離奇。不禁喃喃自問:“我在什么地方?我是誰?我究竟是為什么這么下去?”

   然后好像對著許多人說:年輕人,你們是真正嶄新文化的創造者,你們可能從我的工作中,理解我是你們的朋友。我就在一切痛苦和寂寞中支持下來了……沈從文自言自語很久,就像當年哈姆雷特的獨白那樣長,求得一種抒發中的撫慰和平衡。在想象中,沈從文的聽眾是“她”——沈從文寫過許多女性。也許女性可以給他更多的溫暖和理解。

   沈從文講解非常認真。對從事工藝美術,或電影、戲劇的工作人員,他們需要古代服飾花紋、道具等方面的知識,他更是充滿熱情,盡可能滿足他們的需要。又擔心別人聽不清他的湘西口音,講完后又叫他們留下地址,再寫十幾頁的長信寄去。他的講解充滿感情,講到忘神處,聲音非常低,“美極啦!美極啦!”贊嘆不已;對古代匠人充滿敬意,對生命充滿熱愛。

   他對人一視平等,連小腳老太太也接待;對工農兵普通百姓,也滿懷熱情;對國家領導人沒有格外的敬意。他因人施“講”:給那些政府高級干部,講歷史上的國家大事,其中包含著治理國家的許多寓意;跟一般文化人,講得深入淺出;跟普通工人,則講得很白話。

   1951年,常書鴻帶了很多敦煌畫的摹本在午門樓上展出,沈從文自告奮勇去講解,每天都去。他的學生汪曾祺回憶說,“我就親眼看見他非常熱情地給觀眾講解。……從一個大學教授到當講解員,沈先生不覺有什么‘丟份’。他那樣子不但自得其樂,簡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見他在講解,心里總不免有些凄然。”

   這種凄然感在多年老朋友蕭乾身上也出現過。蕭乾有一次陪外賓去故宮參觀,恰沈從文在講解,拿了一根講解棍,非常認真。蕭乾看了很傷心,覺得這是一個青年人干的事,怎么叫他干?怕影響他,也怕傷害他,躲得遠遠的。

   一次西南的一位老朋友來京開會,到陳列室找沈從文,看見他“彎著腰聲音嘶啞”地在講解,不禁流下眼淚,久久不能平息。講解告一段落后,沈從文陪他到公園里,喝了杯熱茶,反過來安慰他很久,兩人才分手。

   在陳列室有時會碰到尷尬事。大約五十年代中期,有一回館里接到市委通知,說有領導要來參觀,沈從文被安排參加接待。等了很長時間,終于等來了,原來是副市長吳晗,沈從文見了就躲開了。事后,館里召開批評會,指責沈從文失職,無組織、無紀律:“你為何中途來了,又跑了?”無奈之下,沈從文只好說:“我怕他恭恭敬敬對待我——你們見他鞠躬如也,他見了我也是鞠躬如也。”這時大家才知道,吳晗在中國公學讀書時,是沈從文的學生。大家不知道的是,吳晗當年也寫信追求過張兆和。

  

“一切研究,都是在‘說明員’工作上推進的”

  

   沈從文屬于研究人員,“研究員主要就是坐辦公室看書,或商討工作計劃,談天,學習文件”。但沈從文卻走出辦公室,去做講解員,這或許與他的經歷有關。他是個從土地、舊軍隊、底層走出來的人,對社會和人有一種特殊的親切。沈從文認為,這是他“唯一與人民碰頭”的機會,可以與年輕人的“生命相互照耀接觸”。他說“這種無機心的同處,對我是有意義的!”可以給自己的生命以“潤澤”。這也是他一貫的讀社會這本大書的思想。

   沈從文曾是個獨特的作家,是一條不走河道的流水。他給張兆和信中多次說:“我用腦子方法,常常是不可思議的”,“學什么統不按常規……分析綜合都似乎不照公式,卻可以得到嶄新結論”。

   1974年,他給巴金信中曾提到當講解員:“我深深歡喜這個名分,因為學習的進展都和它分不開!”1976年,復許杰信中說:“名分上雖為‘研究員’,事實上一切研究,都是在‘說明員’工作上推進的。”沈從文就這樣從古文化的實物中,在講解中,學到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受到嶄新啟示,開拓出文物研究的新路。

   沈從文還認為,通過做講解員,可以接觸到全國各地前來參觀的陶瓷、絲綢、雕刻、刻玉等各類生產企業的技術人員和老師傅,可以了解他們的生產情況,外貿需要,制作上的困難;從而“古為今用”,向他們提供資料和幫助,為生產“作個后勤雜務人員”。

   文物研究要為生產服務,要為提高產品特別是工藝美術的藝術質量服務是他的一貫主張。他作為政協委員,有時到基層工藝美術工廠視察,他就問情況,提建議,給資料,交朋友。他“曾帶了兩箱子舊綢緞,去南京、蘇州、杭州轉了四個多月”,為生產企業服務。他經常在家里接待生產一線的技術員和老師傅,接受咨詢,解決難題。住處太小,張兆和只能退到屋外。為此,老倆口還鬧起了不小的矛盾,沈從文寫了萬言長信進行解釋。張兆和不是不支持沈從文的工作,而是擔心他這么歡喜攔事,怕觸犯時忌鬧出什么事來。

   1952年第一批燒制的、供北京飯店舉行國宴及駐外使館招待國賓使用的“建國瓷”采用的兩種圖案——“一青花,一豆彩”,就是沈從文提供的。1974年沈從文給巴金信中說“這件事就值得紀念”,又說“事情太小”。同年又對張兆和說,此事從未跟你提起過,“因為事情平常之至!”可見,他為實際生產作出的貢獻有多少!

   他在1975年春,復闕名朋友信中還認為,“合格”的第一線講解員不容易培養,卻具有“重要意義”,文化部如果明白這一點,全國博物館情形“大大將不同于當前”。沈從文在咸寧干校,年近七十,高血圧、心臟病如虎狼般環伺著他的生命。1971年6月28日給張兆和信中還表示,文物研究告一段落后,“要試寫一本《說明員手冊》,以提高博物館說明員水平”。沈從文如此重視解說員工作,一定有他的思考——也許文物的直觀性、形象性和臨場性,通過“合格”講解員的闡述,更能深入觀眾的內心,喚起對古文化的情感;也許文物是最鮮活的實在,“合格”講解員可以更真實地呈現歷史,可以打破“廿四史一切迷信謊言”……

  

“這個小朋友證明多可愛!工作又多負責!”

  

   聽了沈從文講解而對文物產生興趣的,有一位叫孫機。1951年孫機是北京市總工會的小干事,去看了敦煌畫展,聽了沈從文講解,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只要走得開,就天天去。有一天中午還給沈從文拎著包,一同到中山公園圍墻外,兩個人坐在窄板凳上喝豆花(當時叫老豆腐)。沈從文指著碗里或聚或散的白點子說:絞纈的效果就是這樣的。孫機晚年回憶說:“在先生跟前如沐春風,他講起文物來不疾不徐,娓娓而談,生怕你聽不懂;即使聽者略有領悟,先生仍要旁征博引,反復啟發,誘導你往深處想。”沈從文還讓孫機讀原田淑一研究中國古代服飾的三本書,即“原田三書”。受沈從文的影響,孫機改變了人生道路,日后成為著名的文物研究專家。

   1953年7月,沈從文認識了志愿軍軍人王序。王序到北京出差,去歷史博物館參觀,在銅鏡展柜,有幾十面唐宋銅鏡,沈從文給他一個人講了二三小時。兩個人約好第二天再來看,就這樣持續了一個星期。王序后來回憶說,沈先生“非常耐心給我講,就像教幼兒園的孩子一樣”。兩人中午去勞動人民文化宮,每人一只面包加一根香蕉,算是午飯。沈從文還帶他去聽學術報告,請他到家里吃飯,成了忘年交。從此王序只要出差到北京,都要去看沈從文,向沈從文請教。

   他們的友誼對雙方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1958年王序從朝鮮復員回國,是沈從文建議他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使他的人生有了向度,能夠終生沉浸在自己熱愛的工作中——還有比這個更幸福的嗎?沒有了——成為成就斐然的考古學家。沈從文則有了最重要的研究助手,他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有了一位最重要的傳承人。沈從文對他贊嘆不已:“這個小朋友證明多可愛!工作又多負責!”

   1975年8月15日,沈從文獨自在雜亂文稿里,偶然發現1949年2月在“求生的掙扎與自殺的絕望”中寫下的絕筆,看了非常難過。當天就交給王序,說:“這個放在你處。將來收到我的全集里。”沈從文只有兩次提到要編自己的《全集》。第一次是1947年以后,在生活書店1934年出版的《邊城》封面上的批語,而親口囑托的惟有這一次——在那樣嚴酷的歲月里,這是一種怎樣堅執的信念、怎樣從容的遠見——沈從文對王序的信任和親密,昭示無遺。

   1979年2月26日,沈從文致信胡喬木,請求調王序,“他是一個在今后我工作中最得力合作的助手,也是在我失去工作能力后,他是能把工作繼續完成下去最好的接手人”。1985年6 月19日,沈從文在病中得知夏鼐突發腦溢血去世,愈發感到生命的緊迫,急電在廣州南越王墓工作的王序火速返京;每天囑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的增補事項。

   1986年5月10日,沈從文突發心臟病,王序第一時間趕到,陪伴在恩師身邊。據沈從文另一位貼心助手王亞蓉回憶,沈從文在生命最后時刻,“靜靜地看著他喜愛的王序,好像輕輕的有個笑意,慢慢合上了那雙洞悉一切的眼睛。”王序還受到沈從文親屬的最大信任,組織主持了恩師簡樸莊重的告別儀式。1990年代,王序在重病中參與了《沈從文全集》的編輯工作,未待完成便病逝了——這是一個樸素的故事,樸素得光輝燦爛,必將傳諸久遠,溫暖在人間!

據沈從文講,他前后接待了“約卅萬觀眾”,這是一個龐大的人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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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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