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國:解讀九一八前后的蔣介石張學良電報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973 次 更新時間:2019-06-07 17:07:04

進入專題: 張學良   九一八事變  

伍國 (進入專欄)  

  

   1931年8月24日,張學良經在上海任市長的蔣介石密友幕僚張群轉給正在南昌的蔣介石一封電報。這封電報首先是以張群的口吻向蔣介石致書,固謂“頃接漢卿電,稱近來對日外交情形緊迫,彼國朝野上下公然密謀侵占我東北(彼方謂為滿蒙),勢甚積極,不可終日。”接下來直接照抄張學良的原文:

  

   弟曾盡力設法以謀疏解,終鮮效果,所有一切經維寅兄電達左右,荷蒙鑒譽,轉呈總座,至深佩感。近數日來,情況益緊,……日人方面屬有意動作,現已揭開面目,必將另造事端以為借口。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弟為此事,日夜焦慮,我兄卓識盡籌,對日外交研究有素,當此危急之時,我方應用何法以為應付,尚祈詳賜指示并請密陳總座決定方策。……總座明燭,幾先對此必有良謀,亟望與外交方面負責人員切實商討,指示遵行,不勝企禱。

  

   張學良承認自己已經“嚴令各地方官民特別注意避免沖突”,但日人的“有意動作現已解開面目。”接下來,在張群面前以“弟”自稱的張學良又說了一句話,“弟意以為對日各種懸案應立即與之開誠談判”。

  

   這里有幾層意思:1,張學良此時已經看清了日本的侵略圖謀故但一籌莫展,因而緊急致電張群,且欽佩張群“對日外交研究有素”;2,張學良對日本挑釁的應對是把自身放在國家“對日外交”的框架內考慮的,故而需要向中央請示;3,張學良確實感到一味退讓不是辦法,但他主張的是“開誠談判”,并不是兵戎相見;4,張學良也執行了“嚴令各地方官民特別注意避免沖突”的政策;5,這封電報同時說明,最遲至8月24日,張學良并沒有從蔣介石處獲得關于如何應對日軍異動的具體指示,所以才需要仔細說明情況并敦促蔣介石和張群拿出辦法。(附注:電文的最后一個詞是回到張群口吻稱“謹轉陳”,然后是張群的落款“群叩敬”)由于張學良和顧維鈞的密切關系—二者在1931年7月專門就東北局勢面談--有理由認為張學良對中日緊張局勢的判斷,對中日展開高層外交的呼吁,乃至后來對國際聯盟的信賴,都有顧維鈞的影響。(見金光耀主編,《顧維鈞與中國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86頁)

  

   張學良在1931年9月8日給蔣介石的齊申電中是這樣說的:

  

   日人于朝鮮暴動案發生后,百計尋事,特飭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近為中村失蹤之事,由駐沈總領事嚴重交涉,語多挾制,東京方面陸軍人員尤為激昂,顯有借端侵略狀態。我方已派人前往肇事地點詳查,良不能親自回遼,萬分焦急。……內憂外患,應付殊難,僅密奉聞,敬乞指示。

  

   事實上,這兩封電報證明了張學良雖然已經進一步洞穿了日本人“借端侵略”的野心,但仍然看不出張學良有明顯的請戰的語氣,他再次重申自己對東北抗日情緒的抑制,而對解決的請示沒有超出外交范疇,只是請求中央采取更為積極和有效的外交手段。在十天后的九一八當晚張學良從北平發給東北軍參謀長榮臻的電報中,張仍強調要“尊重國聯和平宗旨。”徐中約指出,“出于某種不得而知的原因,他(蔣介石)并沒有尋求與東京直接談判。南京政府的這種政策經常被簡單化地稱作不抵抗政策,但實際上它是一種『不抵抗、不妥協和不直接談判』的混合。這樣一種消極的方法是很難達到積極的結果的。”(《中國近代史—中國的奮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548頁)把這段批評和張學良的8月24日電報對照,顯而易見,張學良作為當事人提出的“開誠談判”,即徐中約作為史學家提出的“直接談判”,被蔣介石置若罔聞。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張學良于9月19日從北平發給蔣介石一封電報:

  

   提前、萬急、限即刻到南昌轉呈蔣主席鈞鑒。密。頃接沈陽臧主席、榮參謀長皓卯電稱,日兵自昨晚十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施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應。日兵竟致侵入營房,舉火焚燒,并將我兵驅逐出營,同時用野炮轟擊北大營及兵工廠。該廠至現時止,尚未損失。北大營迫擊炮庫被炸,迫擊炮廠亦被占領,死傷守兵待查。城內外警察各分所,均被日兵射擊。警士被驅逐出、無線電發報臺亦被侵入。向日領迭次交涉,乃以軍隊之行動,外官不能直接制止等語相告,顯系支吾。并云,由我軍破壞南滿路之橋梁而起,實屬捏詞。截至本日午前五時,尚未停止槍炮。以上等情,均經通知各國領事,伊等尚無表示。職等現均主張,堅持不與抵抗,以免地方靡爛。余容續電,并已轉電南京政府,等情。旋又接沈陽無線電臺公報,日軍已于今晨六時三十分大隊入城,將各機關占領。現各通訊電報電話一律不通,北寧路皇姑屯站已為日軍占領,交通只通馬三家孚。最后情況不明,謹先電聞,余容繼陳。張學良,效密機科密。

  

   這封2016年年底解密的電報中,再次可見張學良一方面對日本行為極其憤概,一方面繼續執行中央既定的消極方針。

  

   9月19日,蔣介石也有一通致張學良電,可以看作蔣介石對九一八事變的首次和正式回應。

  

   北平張副司令勛鑒: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昨夜進攻沈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其借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力辟之。近情盼時刻電告。蔣中正叩。皓戌

  

   按楊天石教授的引述和解釋,戌指的是夜里約21點至22點之間。根據民國電報日期代碼規則,19日兼用“皓”和“效”。這兩封電報的收發都在同一天。從時間上看,張學良提到的事件最新進展是“(日軍)今晨(19日)六時三十分大隊入城”,這封效電應該在上午開會以后緊急發往南昌,而不太會拖到夜里十點以后,也談不上拖延,說張學良沒有及時報告應該是不公正的。但到了當天夜里蔣介石才發出皓電,而其中對事件的了解卻來自上海而非直接來自北平張學良處,還要“據東京消息”,其“盼時刻電告”的語氣像是根本沒有看到過張學良關于詳細“近情”的效電,這就有點讓人費解了。在張學良致蔣介石電文的“轉呈”過程中似乎出現了延誤或其他問題。

  

   筆者在臺北“國史館檔案文物查詢系統”中并未見到收錄此一已經出版的電文手跡(在線查詢系統所收電報原文日期從9月18日跳到了9月20日,19日這天空白),也沒有見到對張學良前述兩封電報的正面答復,但查到一則9月21日的蔣介石致張學良電報,“弟刻回京。對外交事,須待面商。請兄即命駕來京面敘。何日命駕盼復。中正叩。”這應該是指九一八以后的對日交涉。

  

   按“國史館檔案文物查詢系統”的收錄情況,從1929年1月2日開始到1931年9月21日電報,蔣介石對外共發出電報3570封,其中直接發給張學良的只有24封。這24封中除了1929年7月24日電報明確指示張學良在中東路事件中對蘇俄“須力避戰端”以外,并無任何電報指令張學良如何應對日本,絕大多數電報都是關于內政問題,甚至包括請張學良保護從蘇聯回國的宋慶齡(1929年1月29日),和同年11月26日發出的“東北獨立支持,中央負疚良多,已囑宋子文匯奉一百萬元。”總體看來,蔣介石對張學良發出的電報語氣客氣,尊重,但從對蘇俄“須力避戰端”來看,在外交問題上蔣介石早在1929年就是以權威口吻對張學良講話的。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蔣介石在19日夜里獲得了關于關東軍進攻的情報后,他當夜對張學良的指令也僅僅限于辟謠和宣傳,是加強輿論戰而非進行任何軍事應對,也不是尋求和東京直接談判——這和張學良采取的向日本駐沈陽總領事進行低層級交涉,并通知各國領事基本一致。同在9月19日,南京政府向國聯正式投訴日本,20日蔣致張電報則以“面商”帶過。

  

   在1931年9月22日蔣介石致煙臺駐軍劉珍年師長的電文中,指令就明確得多了:

  

   哿辰電悉。日軍侵魯,已提出國際聯盟。此時我國應上下一致,嚴守紀律,確定步驟,勿為日人借口。故先勸告民中(眾)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軌外行動,以待國際之公理與國內之團結,須為有計劃之舉動。如果其海軍登岸,則我方劃出一地,嚴陣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時須忍耐堅定,靜鎮謹守之。

  

   在這里,蔣介石和幾天前對張學良一樣要求低調反應,不刺激日本,并強調國際聯盟的作用。而在同一天,國聯對中國在9月19日提出的申訴做出決議:“通知中日兩國,勿使事態擴大”和“與中日兩國協商,兩國立即撤兵”,并將決議通知并非會員國的美國。這似乎也使南京政府看到了一絲希望。

  

   如果不再糾結于“九一八當晚”,蔣介石是否下了“命令”這個問題,而是注意九一八前后的相關信函,電文,外交舉動,則還是可以明確地看出,蔣介石有一個一以貫之的寄望于國聯調解,因而“忍痛含恨,暫取逆來順受態度”的政策取向。無論如何評價,蔣介石作為最高軍事領導人在當時當地不鼓勵,乃至不容許武力抵抗日本是不爭的事實。

  

   與此同時,張學良也沒有表現出非要抵抗的意圖,而同樣采取,或是接受了交由國聯裁決的國策。在晚年接受日本NHK采訪的時候,張學良說:“我認為戰爭不符合日本政府的利益,覺得日本政府一定會出手阻止關東軍”,及其對唐德剛教授所說的“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其實說的是他對日本政府和軍隊關系的誤判。上述的電報表明,張學良至遲在萬寶山事件以后,對日本對華野心已經看得很清楚,而且感到焦慮。他沒有看清的,只是日本國內政治情形。

  

   在日本國內,濱口雄幸首相在1930年被右翼份子刺殺。1931年3月和10月,日本青年軍官又發動了兩次未遂政變。在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看來,奪取滿蒙是日本最終和美國攤牌的重要一步。美國學者AndrewGordon認為,雖然日本最高軍政當局是否“批準”關東軍的激進行動在日本國內也仍然爭論不休,但濱口雄幸的繼任者以及官僚派系“立憲政友會”雖然知道關東軍將采取激進行動,但對其行動的后續反應卻是微弱的。濱口雄幸的繼任者,原外相幣原喜重郎對華持相對溫和態度,但屢屢受到軍方攻擊,后者意在挑戰1930年倫敦海軍會議繼1922年華盛頓九國公約后對日本海軍的制約。九一八事變爆發時的日本首相為若槻禮次郎。在咄咄逼人的軍方面前,若槻禮次郎內閣處境極為困難,最終未能控制半獨立的關東軍發動的滿洲事變,并于1931年12月倒臺(MikisoHane,ModernJapan:AHistoricalSurvey,p.260)雖然若槻禮次郎的繼任者犬養毅相對更同情關東軍,卻也在1932年5月被右翼極端份子刺殺而死。

  

以后視的眼光來看,“覺得日本政府一定會出手阻止關東軍”顯然是張學良的重大誤判。事實上,關東軍在事件后提交給日本政府的報告中,把雙方摩擦的責任全部推到中方頭上,強調自己是為了保護日本僑民安全而不得不先發制人(鄭培凱,史景遷編,TheSearchforModernChinaADocumentaryCollection,p.280)。這也可以看作日本國內政府對事件持默許態度的一個原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 伍國 的專欄     進入專題: 張學良   九一八事變  

本文責編:川先生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bnqwqk.tw),欄目:天益筆會 > 散文隨筆 > 讀史札記
本文鏈接:http://www.bnqwqk.tw/data/116630.html
文章來源:作者授權愛思想發布,轉載請注明出處(http://www.bnqwqk.tw)。

7 推薦

在方框中輸入電子郵件地址,多個郵件之間用半角逗號(,)分隔。

愛思想(aisixiang.com)網站為公益純學術網站,旨在推動學術繁榮、塑造社會精神。
凡本網首發及經作者授權但非首發的所有作品,版權歸作者本人所有。網絡轉載請注明作者、出處并保持完整,紙媒轉載請經本網或作者本人書面授權。
凡本網注明“來源:XXX(非愛思想網)”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傳播,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若作者或版權人不愿被使用,請來函指出,本網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愛思想 京ICP備12007865號 京公網安備11010602120014號.
易康網
组选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