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毛澤東為什么要寫《論持久戰》?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040 次 更新時間:2019-06-04 23:26:29

進入專題: 論持久戰   毛澤東  

楊奎松 (進入專欄)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個公開宣示要以馬列主義為理論依據和行動指南的黨。理論先行,以理服眾,事實上也是革命戰爭年代中共內部政治運行的一個重要特征,這也就不可避免地對歷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毛澤東是在長征后半期成為中共中央軍事工作最高負責人的,但當時的他還沒有發表出版過理論性的著述。紅軍北上陜北后,曾經計劃東征山西北上綏遠,身為軍事負責人,他一度也考慮過對日作戰的可能與方法問題。但是,這之后一年多,國共關系、中日關系,包括軍事及戰場形勢一直處在急劇復雜的變化中,對日作戰問題反而沒有能夠提上議事日程。這種情況直至1937年8月下旬抗戰全面爆發,紅軍改編成八路軍開赴對日作戰前線后,才真正開始成為全黨關注的重點,甚至形成了相當尖銳的意見分歧和爭論。又經過了半年左右的時間,即到1938年春,國共關系的狀況、中日戰爭的大勢,以及戰場特點等基本情況都大體上變得清晰了之后,毛澤東對中日戰爭,特別是對中共及其軍隊在這場戰爭中的作用及戰法的看法,才基本固定。也因此,到這一年春夏之交,毛澤東才得以初步形成了他的持久戰的戰略思想,并一氣完成了《論持久戰》一文的寫作。

   在這里要特別強調的,是一個過去鮮有人提到的情況。即在1936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北上陜北之前,由于環境和條件所限,毛澤東幾乎沒有可能系統閱讀馬列理論著作。其個人偏好軍事指揮,卻從未讀過專門的軍事理論方面的書籍。直到1936年下半年,特別是1937年以后,他才開始有了較充裕的時間,并有條件獲得較多的書籍資料,因而開始了一段對各種理論知識和文化知識“惡補”的過程。但是,在1936-1937年間,毛澤東首先把較多時間用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唯物史觀著作的學習、理解和研究上。進入1937年冬1938年春,他才轉而開始集中精力查找和閱讀一些軍事理論著述,用以幫助梳理和構建自己的抗日軍事戰略思想。也正是由于這一時間的過程過于短促,我們今天所看到的1938年5月和7月毛澤東署名的兩篇研究抗日戰爭軍事問題的長論文,前一篇《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還是集體著述的成果,后一篇《論持久戰》才基本上是毛澤東自己獨立撰寫完成的。

   本文試圖用盡可能簡要的方式,梳理并說明在當時急劇變動的政治軍事大背景下,毛澤東《論持久戰》一文所闡述的戰略思想具體是如何形成的,和他為什么必欲撰寫這樣一篇較具理論性的軍事論文。

  

   西安事變前毛澤東在對日軍事問題上的應對

  

   1937年夏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毛澤東曾兩度花時間就中共未來軍事戰略問題進行過思考和研究。最初是在1935年底,當時中央紅軍初到陜北,準備東征山西,然后北上綏遠,以便打通蘇聯,接取援助。注意到此舉不可避免地會讓日本感受到威脅,以至出兵干涉,中共中央曾專門就此有過研究和討論。中共黨政軍領導人都很清楚,北上之后,要同時面對南京國民黨和日本兩大敵人,總共不過1萬人的紅軍主力所面臨的困難和危險甚至可能比江西時期或長征中更大,因此,對日作戰非抱定“持久戰”的思想不可。在1935年12月瓦窯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和會議后,毛澤東曾兩度闡述了自己的看法。概括而言,他的基本看法是,由于敵我力量懸殊太大,紅軍目前還只能“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同日本軍隊發生部分的戰斗(晉綏察方面)”。紅軍真想要對日作戰,至少要花一年的時間“猛烈擴大紅軍”至20萬,同時還要“在一切省份發展游擊戰爭”。因為在他看來,再“猛烈擴大紅軍”,雙方力量對比仍舊是極其懸殊的,故對紅軍來說,游擊戰是再重要不過的一種作戰形式了。在這種情況下的游擊戰,就不能簡單地視為戰術問題,而必須要從戰略高度來認識才行。

   1936年春的東征作戰未能達成轉進綏遠的目的,在國民黨中央軍的壓迫下,紅軍不得不返回陜北,轉而西征。因此,計劃中的與日軍發生沖突的情況并未出現。相反,整個1936年,陜北紅軍或東征、或西征,都是在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故這一年12月,毛澤東首度依據遵義會議決議的思路,在紅軍大學發表了一個著力于總結此前軍事斗爭經驗教訓的演講,但這篇演講從題目到內容都沒有談到對日戰爭的問題。

   毛澤東這篇演講顯然想要總結一下“十年血戰史的經驗”,清理和批判造成蘇區軍事斗爭失敗的黨內錯誤觀點,以便正確指導紅軍與國民黨軍接下來的戰爭,因此他也力求能站在戰略的高度來總結經驗。他認為,紅軍在南方的失敗,根本在于當時的領導人不了解中共革命的兩大特點,即中國是一個大國,并且是“經歷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經濟發展都極不平衡,因而“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回旋的余地。同時,“敵人的強大”和“紅軍的弱小”,兩者之差“真有天壤之別”,這樣一種客觀現實短時期內沒有改變的可能。“影響到紅軍的戰略戰術”,一是需要清醒地知道,紅軍不能很快發展,更不能很快戰勝敵人,戰略上必須堅持持久戰的方針;二是人民的條件,尤其是武裝起來的人民和人民的游擊戰爭,對于紅軍和蘇區來說是不可或缺的;離開了人民的武裝和人民的游擊戰爭,紅軍就沒有打破敵人圍攻的可能,蘇區也不可能存在下去。

   由于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的發生,國共關系隨后出現了重大轉變,毛澤東這篇著重于總結對國民黨作戰經驗教訓的軍事論文實際上沒有完成。但從其標題到內容,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37年以前,對日作戰的問題還遠沒有提到中共中央的議事日程上來。毛這篇文章談持久戰也好,談游擊戰爭也好,還主要是從階級革命的角度,而不是從民族戰爭的角度出發的。也因此,許多后來出現在毛澤東《論持久戰》一文中的看法、觀點和思想,這時也都還不可能出現。

  

   七七事變前后毛澤東在軍事策略問題上的焦慮

  

   進入1937年,即國共兩黨開始正式談判蘇區和紅軍改制改編問題之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這些方面去了,在長達幾個月的時間里,幾乎沒有再具體討論研究過對日軍事戰略方針問題。也由于紅軍改編問題的談判首先關系到紅軍能否完整地保留下來的問題,因此,當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毛澤東馬上指示與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葉劍英等,“向蔣交涉紅軍調赴河北應戰”的可能。他還特別說明,中共中央已經做好了派出4000兵力趕赴華北參戰,和主力一個月后出發的準備。

   一周后,平津地區中日軍隊仍在僵持中,得知南京政府有意派紅軍擔任平綏線防衛的消息后,毛澤東當即下令紅軍主力各部“十天準備完畢,待命抗日”。他并且要這時在南京的中共代表葉劍英轉告蔣介石,稱中共方面“同意擔任平綏防線,唯紅軍特長在運動戰,防守非其所長,最□□特長在于(與)防(守)之友軍配合作戰,并愿意一部深入敵后方,打其后”。

   從毛澤東這時的回應可以看出,由于雙方自1月以來交涉談判已超過半年,中共黨、政府和軍隊的合法性始終沒有確定下來,他雖然深知紅軍所長不在陣地防守作戰,考慮到先要取得紅軍的合法地位,故還是不能不再三宣示和表態,愿意擔任一線之防衛。

   這一情況一直延續到中日在平津開戰的7月28日。由于無法及時得到前線的消息,毛澤東當天在答復國民黨方面關于紅軍改編出動問題的詢問時,他的回答還是比較積極的。其電稱:(1)紅軍主力三個師將于8月15日編好,20日全部出動;(2)主力出動后集中作戰,不得分割;(3)擬擔任綏遠方面一線防衛。

   不過,三天之后,隨著平津前線危急,宋哲元部損失慘重的消息傳來,毛澤東的態度就明顯變化了。他于31日緊急指示正在準備東移的部隊:“不必開得太快。”

   次日,得知北平、天津均已淪陷,毛澤東立即與時任總書記的洛甫聯名電告周恩來等,要求他們向國民黨當局提出紅軍作戰的原則問題。即要求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允許紅軍“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電報甚至提出,目前,“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游擊戰,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余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

   上述作戰原則無疑同前此方針有了重要的改變。第一,排除了以紅軍擔任一線防衛,打陣地戰的可能性。第二,它第一次把主力紅軍同游擊戰爭聯系在一起,不僅表明不打陣地戰,甚至沒有提到過去特別強調的紅軍的“特長”,即運動戰。第三,一反此前提的“集中作戰,不得分割”的要求,強調紅軍必須“分散作戰”。第四,明確主張紅軍在軍事行動上要“獨立自主”,反對蔣介石在戰役戰術上“束縛”紅軍。毛澤東所以會緊急改變此前計劃,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想要保存紅軍的有生力量,以適應長期戰爭和革命的需要。因為,如果平津6萬守軍如此不經一擊,只有三四萬人的紅軍主力全部加入國民黨軍的正面防御,結果如何也不難想象。因此,為說服周恩來等,毛、洛在電報中還特別告誡說:“須估計戰爭的長時間性與殘酷性,應估計蔣之軍閥割據(紅軍全部開去是蔣之要求),又須估計陜甘是我們唯一可靠后方(蔣在陜甘則尚有十個師,以便把我們全部用去,他則穩占此后方)等等問題。”

   對此,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多數領導人頗難認同。面對平津失守,民情激越,不少國民黨人也寄希望于紅軍出動能一振士氣,他們對毛澤東主力緩出,分散游擊的主張,明顯持有不同意見。

   恰在這時,國民黨談判代表換人,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改編條件,這更進一步坐實了毛澤東對國民黨可能包藏禍心的疑慮。盡管南京政府8月20日正式下達了紅軍改編的命令,毛澤東卻堅持要求所有在外的黨政軍領導人,務必趕到陜北“洛川開會”,“慎重討論”各項重大問題。

   8月22日,在外的黨政軍領導人均齊集陜北洛川馮家村參加會議。會上明顯出現意見分歧。毛澤東強調,目前靠國民黨片面抗戰的方針和辦法,是不能戰勝日本的。“紅軍的基本任務:(1)創造根據地;(2)鉗制與消滅敵人;(3)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隊任務);(4)保存與擴大紅軍;(5)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要用最大力量爭取從政治上、組織上的領導地位”。“我們方針最基本的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總目的是要“爭取共產黨和紅軍成為抗戰的核心,一切工作準備過渡到工農資產階級聯盟的民主共和國”。欲達此目標,開始時必須實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分散發動群眾,集中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統一戰線的條件下為什么必須要“獨立自主”?因為我們必須要保持“黨的階級的獨立性和警覺性!”——“防人之心不可無,(國共兩黨)在階級上根本是敵人!”故前線指揮必須以我們的指揮為主,以適當形式來解決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一定“不能違背軍委方針去遷就國民黨的方針”。

   盡管毛澤東也強調“獨立自主”是相對的,主要是戰役戰術的,也說明“山地游擊戰爭”原則不排斥“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同時他也放棄了改編后紅軍先只出動一個師上前線的提議,同意先出動兩個師,但是,他的主要觀點和主張事實上并未能完全說服與會的多數領導人。

  

   紅軍參戰后毛澤東在“敵后”問題上的態度變化

  

洛川會議后,改編為八路軍的紅軍主力陸續出動,毛澤東關注的重心很快轉移到紅軍主力出動后的作戰區域安排上來了。平綏前線除二十九軍退守保定及津浦線外,中央軍湯恩伯部從南口防線一路敗退,居庸關、張家口均告失守。而這時西安行營和二戰區指定給八路軍的活動區域是晉東北的幾個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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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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