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唯:竺可楨主持浙江大學的十三年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973 次 更新時間:2019-05-30 12:34:45

進入專題: 竺楨可   浙江大學  

張曉唯 (進入專欄)  

  

   內容摘要:作為科學家的竺可楨自抗戰前一年始主持浙江大學十三年之久,雖歷經戰亂、黨爭,卻在他堅守的大學理念引導下,克服重重阻礙,借助各方力量,將一所地方性大學漸次辦成國內屈指可數的一流高校,被國外學者譽為“東方劍橋”。其間,他的大學理念既彰顯了辦學實效,也在時光流逝中經受種種挑戰,其十三年的浙大校長生涯折射了近代大學史的諸多側面,留給后人深長的思量。

  

   關鍵詞:竺楨可  浙江大學  辦學理念

  

  

   1936年,即所謂南京國民政府“黃金十年”末期、亦即中日兩國全面交戰前一年,四十六歲的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竺可楨(字藕舫),由最高當局蔣委員長“欽點”,出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一職。這位出身紹興書香之家的哈佛大學博士,乃庚款留美第二期學生,同期還有趙元任、胡適等人。曾見一張歷史照片,青年宋子文與他的姐妹靄齡、美齡在美國合影,一位瘦削“少年”學子也在其中,便是竺可楨。竺與后來的“國舅”當年乃哈佛同學。學成歸國后,竺可楨先后任教于武漢大學前身武昌高師、東南大學、南開大學,在地理、氣象及物候學領域儼然已成海內領軍人物。當浙江大學發生“人事異動”之際,“文膽”陳布雷向蔣氏推薦繼任者三人:吳雷川、周炳琳(枚蓀)及竺可楨。吳、周均曾擔任大學校長或省教育廳長等職,而竺尚從無“黨政”經歷,純然一學者也。

  

   可是各方面幾乎一致看好竺可楨,首先是浙大教務長鄭曉滄、陳布雷胞弟陳訓慈等省內賢良之士,繼而則是蔣氏“近臣”翁文灝、陳布雷等人進言推薦,而江浙知識圈內鼓動竺可楨出而任事的呼聲也頗高。竺可楨從上層朋友口中知悉此事,雖亦擺出中國式謙讓,而內心卻不免躍躍欲試,他探明原委,又聯系胡剛復等“東南(大學)舊人”,預為人事布局。他的年齡和聲望確實到了該“出山做事”的時候了。明顯不贊成他赴浙就任的是留美時的女同學陸次蘭,她來函勸稱:“政界生涯不易領受,而氣象事業一旦放棄,亦極可惜”。(竺可楨日記1936年4月4日。以下簡稱日記)

  

   實際上,浙江大學成立以來,由于頗受“領袖眷顧”,國民黨黨部的支配力很是強勢。歷任校長中,程天放、郭任遠等均有所謂“黨部背景”,其去留也受二陳“CC系”掌控。然而此次醞釀校長更迭,情形卻稍顯特別。2月下旬,竺可楨在南京訪晤妻姐夫邵元沖,這位立法院副院長對他候選浙大校長之事透露說:“黨部方面現值二陳不甚受蔣信用之際,當不致明與為難,但暗中調撥等事則在所難免”。(日記1936年2月25日)此時,據浙江友人告知“外間謀此事者人多,不宜久擱”,竺可楨意識到“此時余若不為浙大,謀明哲保身主義,則浙大又必陷于黨部之手。”看來,各方人士熱切推舉竺可楨這位“無黨派人士”,似另有杯葛用意,竺氏亦有意配合,情形頗不簡單。

  

   不過,竺可楨何嘗肯舍棄他的氣象研究事業?此前,他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與清華大學合作承擔國防航空項目已經啟動,與他共事的正是哈佛同窗、工學院長葉企孫教授。至于出長浙大一事,即使在蔣介石面前,他也明言須遵從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長的意見。而蔡先生對此事的態度卻是無可無不可,只需兼顧氣象所工作,便無障礙。這樣,竺可楨在決斷方面就處在一種矛盾境地,既要堅守氣象專業,又愿意嘗試新挑戰,他所提“任職半年”的條件非常脆弱,任職一年后他向教育部長王世杰(雪艇)請辭,而王答以“目前蔣(介石)病,以不提為佳”,竺氏便繼續做下去,他何嘗不知:辦大學,沒有三、五年,不易見到成效。

  

   竺可楨向陳布雷鄭重提出兩項任職條件:其一“財政須源源接濟”;其二,“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政黨之干涉”。陳布雷當即表態:浙大經費每月四萬五千,由國庫撥付,可保障;而“大學中訓育方面,黨部不能不有人在內”。(日記1936年3月8日)事實上,此次談話只過了二十余日,竺可楨訪見王世杰:“余要求國庫接濟浙大之款必須增至每月六萬元,并聲明自始即以此為條件……雪艇即允每月由國庫解六萬元之數”。(日記1936年3月30日)主管教育部的王世杰如此“慷慨”,應與最高當局對浙大的“偏向”有關。可是,當竺可楨鑒于國立大學中惟浙大建筑老舊破敗,急需改建,進而提出120萬元建筑費呈文時,“雪艇嫌過大,故此事不得不與介公面談”。蔣介石竟痛快地答應下來,承諾五、六年內分期撥付。竺可楨體味到“蔣先生特別欲幫浙大”,頗感欣慰,此時他出任校長剛好一年。可知,經費上須源源接濟的條件,大致可以兌現。

  

   而校長“用人有全權”一項要求,情形雖略顯復雜,總體說來,竺可楨任浙大校長十三年間,在人事任用方面未遇重大掣肘,基本上可自主行事。教師聘用自不待言,即使抗戰時期各校增設訓導長一職,須由國民黨員充任一事,竺可楨也曾“便宜行事”:一度任用牛津大學畢業的政治學教授費鞏(香曾)擔任此職,而費氏“無黨無派”,顯然與上邊規定的資格不符。

  

   既然承諾經費有保障,用人可自主,竺可楨遂于4月下旬正式履職,5月18日補行校長宣誓儀式。其宣讀的誓詞為:“余恪遵總理遺囑,服從黨義,奉行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職。余決不妄費一錢,妄用一人,并決不營私舞弊及接受賄賂。如違背誓言,愿受最嚴之處罰。”監誓人乃教育部和浙省政府之代表。該誓詞帶有格式化特點,似為專用公文,但“不妄費一錢、妄用一人……”等語,在國人的視聽感受里顯得何其貼切、莊重!

  

  

   竺可楨執掌浙大十三年,該校由一地方性大學而躍升至全國綜合性大學前四、五位,從僅有文理、農、工三個學院,發展到具有文、理、農、工、法、醫、師范七個學院,共27個學系,副教授以上教師從70人增至200余人,學生數由700余名增至近2000名,其物理、農學、數學、化工等專業在國內名列前茅。這一變化,在1936年至1949年間完成,歷經戰亂、學潮和經濟崩潰諸般磨難而達致如此結果,實屬不易。作為校長,竺可楨備受贊譽,可謂當之無愧。

  

   不過,在主持校務過程中,竺可楨也曾屢屢遭遇懷疑、責難甚至反對。他上任一年之際,校內便出現所謂“國立浙江大學驅竺團”,張貼《宣言》稱:“竺可憎,陽假學者之美名,陰行植黨營私之丑計,查有實據者計有九大罪狀”,如“任職一年,未成半事”、“廣植私人,把持校務”、“哈佛為經,東南(即原東南大學——引注)為緯”、“浪費過巨,入不敷出”等等,甚至稱陳訓慈實為“太上校長”云云。竺可楨斷定乃農學院被免職教員所為,“閱后一笑置之,視若狂吠而已。”(日記1937年5月11日)其時,竺可楨更新引進教員,起用原東南大學同事較多且急,致使外界議論紛紛。竺自己也意識到在此問題上需更加審慎:“余以引用至浙大之東大色彩太重,……故在可能范圍內不欲再加東大之人。”(日記1936年5月26日)

  

   抗戰爆發后,浙大被迫南遷,最初兩年,學校幾乎在“長征”途中奔走輾轉,先落腳浙江境內天目山區和建德,后移至贛西吉安及泰和,隨著戰事發展,其后又橫跨湖南進入廣西宜山地區暫住,待南寧失守,浙大再遷貴州遵義、湄潭,至1940年方最終安頓下來。此后六年,竺可楨領導浙大在安全寧靜的環境里講學研究,因而得到長足進步。最初的遷徙跋涉,屢駐屢遷,固然由于戰爭慘烈,局勢變化難測,似也與計劃不周、戰略眼光欠缺有關。還在江西時,教育部長陳立夫即提議浙大徑遷貴州,卻未能采納。遷移終了,物理學教授束星北向竺校長討要“損失費”,并直言:校長大人“無政治手腕,做事遲疑”。(日記1940年2月2日)據傳,竺可楨頗為倚重的訓導長費鞏教授也甚為質疑校長的施政能力。正是在帶領學校遷徙途中,竺校長的妻子張俠魂、兒子竺衡染上痢疾,醫治不利,先后病故。

  

   浙江大學在抗戰前期尚不能與著名國立大學比肩而立,這從“待遇”方面可以看出。1940年7月上旬,浙大校方決定教授最高月工資額,在380元和400元兩個方案中選擇,竺可楨最終選定380元方案。抗戰開始后,國立中央大學、武漢大學的校長均升格為簡任一等,月俸680元,而浙大校長仍為600元,竺可楨表示并“不因此而介意”。(日記1940年7月15日)1941年初,竺可楨得知,中央大學學生月膳食費已達47元,而浙大遵義總校學生則為15元,湄潭、永興兩分校則分別為13元和12元。(日記1941年1月17日)

  

   在招生數量方面,浙大漸漸興盛起來,而學生質量還不容樂觀。1938年教育部首度實行全國聯考,10月在重慶發布新生榜:中央大學663人,西南聯大604人,武漢大學330人,浙大471人,川大325人……。1940年各高校在貴州招生,來自貴陽醫學院的一組考生志愿顯示:報考中央大學271人,浙大114人,西南聯大71人,武漢大學25人……9月間錄取結束,新生報到。竺可楨在16日日記中記曰:“貴陽考畢者524,共取210人,其中總分在400分者凡52人,即四分之一也。中大(中央大學)取38人而23人總分在400分以上;西南(聯大)取19人而10人在400分以上;唐山(交大)取10人有7人在400分以上;而浙大取47人,較任何校為多,而只有3人在400分以上。可知,浙大所取學生乃中下流也,將來欲陶冶成材,大非易事耳。”

  

   浙大的起步(或稱轉折)應是到達遵義和湄潭以后的六年時間里。談家楨、蘇步青等教授后來追憶這段時光,其留戀之情溢于言表,他們稱自己學術事業的高峰期就在此一階段。且看1945年春教育部分配各高校年度經費:中央大學2500萬,西南聯大2100萬,中山大學1800萬,浙江大學1300萬,武漢大學990萬。(日記1945年4月3日)浙大在教育部的“待遇”已有所改善。1948年3月28日,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選舉結果刊布:北大、清華各9人,浙大4人,中央大學3人,南開、武大、復旦各占1人。浙大的學術地位已然上升。到1949年初,即竺可楨離校前幾個月,浙大的教職員人數為:教授144人,占總數的22·9%;副教授62人,10%;講師63人,10%;助教128人,20%;教員共397人,占總人數63·2%;職員230人,占總人數36·8%。(日記1949年1月6日)全校學生人數,男生1346人,女生192人,合計1538人。(日記1949年3月19日)較之竺可楨接手浙大之初,師生人數增長了一至二倍。

  

相對說來,浙大的“家底”并不薄。竺可楨初到學校即發現,用于購置圖書儀器的經費每年有5萬元之譜,以后又有所增加。抗戰初期的大遷徙,浙大盡量迂回避敵,除在廣西宜山遭遇日軍空襲外,基本保持了元氣。因而,自宜山遷移至遵義,竟有二千箱“輜重”隨行,除圖書(含文瀾閣四庫全書)外,主要是理工科儀器設備。為完成此次遷移,竺可楨向教育部長陳立夫提出需要31萬元遷移費。陳謂:北大自北平至昆明只用11萬,故只能先撥6萬給浙大。竺氏據理申辯:“北大無儀器可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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