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唯:清華國學研究院另議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05 次 更新時間:2019-05-30 12:33:04

進入專題: 清華國學院   大學制度   書院制  

張曉唯 (進入專欄)  

  

   內容提要:上世紀二十年代后期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以其巨額注資和特有的“大師效應”而留名大學史冊。其創辦者希冀將古代書院的優長融入現代大學體制中,以補西方學制之不足。應聘而來的學術大師專業背景和實際影響各異,或覓得最終歸宿,或剛剛揚帆起航,其作用不宜等量齊觀。而在教與學之間,確乎呈現“如沐春風”情形,足為后世垂范。不過,該機構在現代大學體制內謀求擴張頻頻受阻,終致陷于困頓,其實質則彰顯了古代書院與現代大學“水土不服”的制度悖論。

  

   關鍵詞:清華國學研究院   現代大學制度   古代書院   梁啟超

  

   1925年至1929年間存續的清華研究院國學科(亦稱清華國學研究院)因為邀聘到梁啟超、王國維兩位冠絕一時的學問大家,且輔之以留洋歸來前程似錦的青年才俊趙元任、陳寅恪、李濟諸人,極大吸引了中國社會自科舉廢后難覓出路的國學后生。在清華園內西方大學體制與傳統書院精神的混合氛圍中,教學契合,師生兩得,呈現“五四”之后雖然短暫卻光耀一時的國學教育勝景,以致令后人艷羨不已,交口稱頌。可是,這個“畸形機構”真正的好時光不過一、二年,其運行軌跡呈逐年下降趨勢,最終難以為繼表面看來是王、梁兩位大師先后駕鶴西去、清華校內大學部與研究院之間因經費之類的利益博弈所致。實則,國學研究院的“書院取徑”與清華的現代大學體制之間難以兼容,致使國學研究院的生長空間日漸逼仄,以致不得不停辦。

  

一 初始構想和設計


   二十年代教育界的“改大”(升格為大學)之風、學術領域“整理國故”的強力吁求以及美國決定退還第二批庚款的利益驅動,促使清華同期成立大學部和研究院兩個新設機構,欲求走出昔日留美預備學校的有限格局,開拓更廣闊發展空間。清華學校的獨特性,使其具備如此的財力和預期實力。創辦研究院的初衷是多科并舉,整體推進。可是國學優勢一枝獨秀,竟演變成大冠之下獨木支撐,且有喧賓奪主之勢。當年的清華校長曹云祥可謂頗有作為,正是在他任內,學校的“改大”進程邁出實質步伐,又順從“輿情”,開啟清華“教授治校”機制。他啟用《學衡》主編吳宓籌辦研究院事宜,使得這位自“東南大學校長風潮”之后流落東北的“潦倒學人”有了用武之地,驟然煥發出活力。

  

   吳宓乃哈佛碩士,而國學根基深厚,尤為突出的是他的學術識力和眼光,他對早年陳寅恪的賞識和推重,帶有幾分預見性。在籌組清華研究院過程中,他充當執行人角色,作用非比尋常。王國維和梁啟超二位接受清華禮聘,均為吳宓躬身親為,特別是王國維先生深感這位籌備主任雖具西洋教育背景,卻肯深施大禮誠待學人,顯現古人禮儀風范,遂放下往昔“矜持”身段,慨然應允舉家遷入清華園。其后吳宓又與觀堂先生熟商,訂立研究院章程,奠定了該機構的基本“法度”。此外,推薦和聘任陳寅恪來清華執教,吳宓應居首功。隨著諸位大師相繼到來,研究院國學科的籌建順風順水,吳宓發展國學研究院的雄心也變得愈發膨脹。

  

   言及國學研究院的創建,胡適和梁啟超二人的作用不可輕忽。胡適作為“史前”的清華人,又是“整理國故”倡導者,他對國學研究院的構想和建言,幾乎全盤為曹校長所接受,清華方面亦曾請他出任“山長”角色,胡適自然敬謝不敏。梁啟超從民國政壇敗退下來,雖思伺機再起,然“講學”風氣已自北大彌散開來,任公反而要跟著走了(梁漱溟語)。他不甘在思想學術上落于人后,力求找回屬于他“自己的時代”,二十年代他設帳南開,又講學東南、清華等學府,儼然回歸學界。然外界仍以研究系魁首目之,講學舉動似屬韜晦之略。可是任公的“趣味主義”確乎真實存在,他與清華校方的淵源非同一般,國學研究院的醞釀顯然也有他的推力因素。他在清華時的助教蔣善國憶述:“其實國學院機構之成立,完全由于任公一人之提倡”。雖稍嫌夸張,卻也道出了梁的特殊影響力。任公日后在清華得享“特殊禮遇”,多少佐證了此類說法。

  

   許多研究者交口稱道“研究院章程”,贊其具有典范意味。該機構的宗旨為“研究高深學術,造成專門人才”,在先設國學一科的情況,研究內容主要為中國文史哲及語言,培養目的為“以著述為畢生職業者和各級學校之國學教師”。關于研究院教員,分為教授和講師,教授須“宏博精深、學有專長之學者”,講師須“對于某種學科素有研究之學者”。專任教授與特別講師的區別,主要是專職與兼任之不同。關于學生,錄取資格相對寬泛:大學畢業生或具有相當程度者;學校教師或學術機關人員,“具有學識和經驗者”;具有經史小學等根柢的自修之士。入學考題分為三部分:一、“經史小學”基礎問答題;二、作文;三、在中國文、史、哲、經學、小學、外文(英或法或德文)、自然科學(物理或化學或生物)及語言學八門中任選三門作答即可。顯然,具有文史根柢者可以從容選答,發揮特長,順利過關。無論師、生,均須“常川住宿,屏絕外務,潛心研究”。學生免交學費及住宿費,每學期交膳食費約三十五元,預存賠償費五元,零用支出自備。學生在校研究以一年為期,完成論文且合格者,準予畢業,遇選題較難而成績較優者,經教授同意,可續行研究一至二年。

  

   該章程的特色部分在“研究方法”一項,開列九條之多。開宗明義即“本院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導師)制度:研究之法,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其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期使學員與教授關系異常密切,而學員在此短時期中,于國學根柢及治學方法,均能確有所獲。”這里的不以學科分組,而以教授個人為主,凸顯了教授自主作用,隨后成立的五個研究室,即分別由梁、王、趙、陳及李濟主導。開學之初,教授公布指導范圍,學員自由選擇導師,師生間確定指導關系后,“教授于專從本人請業之學員,應訂定時間,常與接談,考詢成績,指示方法及應讀書籍。”此外,教授還須承擔“普通演講”,毎星期至少一小時,“本院學員均須到場聽受”。章程要求“教授學員當隨時切磋問題,砥礪觀摩,俾養成敦厚善良之學風,而收浸潤熏陶之效”。師生兩方面教與學均具主動性,在密切接觸請業之中增進情感,傳承學術,培育學風。

  

   近代學校體制引入中國后,教育界有識之士漸漸感到學校教學過程生硬機械,昔日書院那種師生間情誼融融的氣氛難以再現,像梁漱溟、錢穆之類自學成才者對于大學環境均感不適。作為補救之道,希冀將傳統書院精神融入近代學校體制,以收兩全其美之效,清華研究院章程實則此類努力的有益嘗試。應當說,在國學研究這一特定領域,大師級學者形成“學術磁場”,眾弟子環繞周邊觀摩請業,不難形成人們想望中舊時書院的那種預期效果。該章程從制度層面構設復制了古代書院再生于近代學校體制之內的綺麗場景。從當年學生的憶述文字中,后人分明感觸到那種理想的教育境界,這應是該章程獲享贊譽的主因所在。

  

二  “四大導師”并非均衡


   就實施層面而言,清華以其特殊財力和地位,確乎出手不凡,禮聘到梁啟超、王國維兩位大師級學者及潛力無限的青年才俊。相比較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此前僅聘請羅振玉、王國維為通信導師,且為時短暫的情形,清華方面明顯勝出一籌。這也與清華的政治色彩較北大淡漠有關。在羅、王之學已成“顯學”的背景之下,潛心考訂古學、成果豐碩的王國維受到各方服膺,其保皇之政治立場反而為人們所忽略不計。觀堂先生常年追隨羅振玉,受益多多,其轉向古學即受雪堂影響,而偏于守舊,亦與羅相關。他基本上屬于自修成名,無疑天分極高,然若無羅氏及東洋學圈的陶染,能否達此高峰,恐亦難說。他自日本返滬后,在哈同花園內的倉圣明智大學任教,游離于國內正規高等教育界之外。當其學術地位已成,北大以蔡元培校長之尊,佐以沈兼士、馬衡等碩學人士請其“出山”,由此才開啟了其真正意義上的大學執教生涯。惜之因為北大一篇指斥皇室之文惹惱觀堂先生,竟憤然斬斷與最高學府的這段因緣。隨著溥儀出宮,王氏失去“南書房行走”一職,就在他生計無著落之時,清華研究院為他提供了理想去處。在清華園的兩年,是王國維一生中的最后時光,他的生活得以安頓,內心怡然,其學術成就更得到一個被廣泛認可和傳承的天賜良機。從最終結果看,清華國學研究院可謂他一生歷經“漂泊”之后的最好歸宿。

  

   比王國維年長四歲的梁啟超,一生跌宕起伏,大部分時間處于時代的風口浪尖,而最后十余年則相對穩健沉寂。他的公共形象主色調無疑屬政治中人,可是“輿論驕子”和文章高手,又使他在清末思想文化界獨步一時。與默默治學功底深厚的王國維不同,他應是那種“感應敏速而能發皇于外”的文墨快手。他的時代感和趣味導向,從外部看來顯得 “流質易變”,似乎有歉深沉。可是異乎尋常的才氣和原本并不缺乏的定力,在年逾不惑之后,竟在國學領域大放異彩,且一發而不可收。在他內心一定有著與五四新文化派(如胡適)一較高下的強烈沖動,當政治上東山再起的可能越來越渺茫之時,便愈加傾力于學術和教育。他籌謀在天津設立半學校半書院性質的“文化學院”,顯然他同樣深信:“沒有不在政治上發揮作用的思想和文化”。在諸事不成之后,清華研究院的籌辦為他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現成平臺。后來任公自述:身體久病,獨拳拳于清華,難于割舍。可見他對清華國學研究院的依戀,有些出人意表之外。在清華,雖有人以“政客”目之,亦有學生微責其學問半為“入門之學”,但畢竟“跟隨從學者”(請其指導論文之學生)為數最眾,大體超過觀堂先生一倍之多。即使在舊學尚有吸引力的時代里,青年學子也更傾心于像梁啟超這樣才華橫溢、知名度高、社會資源充盈的特殊學者。梁任公在清華縱然難以忘情于政治,然其導師本職(至少在前期)做得中規中矩,游刃有余,其精神追求在此覓得最佳棲息之所。國學研究院第一屆學生周傳儒即指出:任公在清華“實為一生用力最專、治學最勤、寫作最富之時期。……其實欲包舉二千年來中國學術文化合于一爐而冶之”。就此而言,執教清華成為他終結多姿多彩人生的命中歸宿。

  

   學界常以所謂“四大導師”顯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師資實力,據說這源自時任清華教務長的張彭春之口。實則,趙元任、陳寅恪初入清華時的聲望遠不能與王、梁二位比肩而論,他們畢竟剛剛留學歸來,趙雖有博士學銜,且在美國大學一度任教,仍屬初出茅廬;而陳雖博學,然知識構成帶有明顯個性特征,不易融入學校課程體系之中,難免所謂“曲高和寡”窘境。事實上,趙元任擅長的“語音學”,陳寅恪掌握的多種“已然死亡的語言”和西方漢學中的東方文獻之類,在具有不同程度國學根柢的學生們看來,西洋背景過于濃重,與他們所理解和認同的國學內容頗有距離,以致難以接受。研究院第一屆學生曾經集體抵制趙元任的“語音學”考試,也甚少有學生請趙作論文導師,加之元任先生經常外出進行語言調查,在校時日有限。

  

陳寅恪上課,多數學生感覺“程度不夠”,沒有興趣,幾乎沒有人請陳先生指導論文,盡管課下交流學生們也承認陳師學問淵博。“生源興旺”的前兩屆學生中,絕大多數請梁啟超、王國維作論文導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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