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紅升:文憑化社會的邏輯與學習負擔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09 次 更新時間:2019-05-28 21:36:33

進入專題: 文憑化社會   學習負擔  

李紅升  

  

   摘要:中國是一個文憑化社會,文憑猶如一張“通行證”,在人們的工作、生活和社會交往中無處不在,成為瘋狂追逐的對象。對文憑尤其是名牌大學文憑的追逐,源于文憑在就業機會、收入以及社會地位和聲望等方面所帶來的功利性價值。由于路徑依賴所導致的由普通學校向名牌學校轉換的難度,對名牌大學文憑的瘋狂追逐變成了對名牌大學、高中和初中的追逐,這種追逐最終都以學生和家長巨大的學習負擔為代價。

  

   在前兩篇評論中[李紅升:“它已經成為融入我們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學生負擔成因的社會規范視角”;“割不斷的歷史傳承:學習負擔成因的科舉制視角”,愛思想網。],我分別從社會規范和科舉制的視角考察了學生負擔的歷史成因,即今日的學習負擔在相當程度上源自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文化遺產。但在清末以來維新和革命一浪高過一浪,君主王朝和儒家至尊地位被徹底終結的今天,上述遺產難道沒有被當代人棄之如敝履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其原因不僅在于這些遺產自帶超強的生命基因,還在于這些遺產與當代社會現實高度吻合,尤其是與人們對教育的認知息息相通。

  

   當代社會現實以及人們對教育的認知,在我看來有兩點至關重要:一是文憑化社會的觀念,二是“起跑線”競爭的觀念。二者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們都隱含著一個關于教育認知的邏輯思維模式,而且兩種模式可謂一體兩面,只是遞推過程相反。概言之,文憑化社會的邏輯如下:在一個高度重視文憑含金量(功利性價值)的社會,人們對文憑,尤其是名牌大學的文憑趨之若鶩。要獲得名牌大學的文憑,就要上名牌大學;要上名牌大學,就要上名牌高中;如此遞推下去,就是名牌初中、甚至名牌小學和幼兒園。起跑線觀念則是一個相反的遞推過程:只有站上一個高起跑線,比如上一個名牌小學,才能在名牌初中的競爭中成為贏家;如此遞推下去就是名牌高中、名牌大學,最后成為人生贏家(功利意義上)。如果從經濟學角度描述上述的遞推邏輯,那就是教育經歷是一個環環相扣,也就是路徑依賴的過程,你現在所上的學校是否是名牌,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你下一個階段所上的學校是否也是名牌。本文主要關注文憑化社會的觀念與學習負擔之間的邏輯關聯,起跑線觀念與學習負擔的問題留待下文討論。

  

一、為什么說中國是一個文憑化社會?


   社會日趨多元化是經濟發展和社會自身演化的一個必然結果,這種多元化使得我們越來越難以用單一或有限的維度來描述當代社會的特征。如何認識中國社會的特征,尤其是給當代中國社會貼上恰當的“標簽”,是學界和公眾一直關心并樂此不疲的一個問題。標簽化容易失之武斷和簡單,也就難免口水之爭。例如,中國社會是一個中產階級主導的社會嗎?中國是一個工業化社會,還是一個信息社會,亦或是二者的一個混合體?中國是一個開放社會嗎?在諸多標簽中,有些標簽爭議較大,但有些標簽則沒有太大爭議。例如中國是一個男女高度平權的社會,一個典型的“強國家”主導下的“弱社會”,一個日趨老齡化的社會,一個熟人社會或者關系型社會等。在沒有太大爭議的標簽名單上,還可以再加上一個標簽:文憑化社會。

  

   這里先對“文憑”做一界定。文憑一般是指用來反映一個人受教育程度的書面憑證,通常包括學歷證書、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三大類型。學歷證書對應的是可長可短的各種培訓經歷,畢業證書對應從小學到大學以至于博士教育的各階段教育,學位證書則分為學士、碩士和博士三種[ 盡管教育部的學位序列中并沒有博士后,但這并不妨礙有些人將“博士后”看成一個比博士更高的學位。這就如同奔馳廠家按客戶的需要將奔馳600SEL車身加長并貼上奔馳1000SEL的標志,以滿足客戶對豪華外觀的追求一樣,盡管后者不在奔馳的標準序列中。]。在五花八門的文憑中,因為嚴格規范的獲取程序,加之教育部門為之作保的認證,學位文憑成為最重要的一類文憑,也是判斷一個人是否接受良好教育的最有力的證據[ 良好教育的標準因時代而異,在文盲遍地的1950年代初,可能就是小學畢業的水平;在1980年代初,可能就是高中畢業的水平;在應屆高考本科錄取比率接近50%的今日,大學畢業可能就是良好教育的最低門檻了。],因而本文所說的文憑化社會中的“文憑”,所指就是學位文憑。

  

   為什么說中國是一個“文憑化社會”呢?簡單而言,就是文憑猶如一張“通行證”,在人們的工作、生活和社會交往中無處不在,并與一個人所擁有的官銜、職務、職稱等身份一樣,成為個人的一個核心身份。對此,人們都有著切身體驗:當簽署涉及個人簡歷的各種表格、問卷、戶口登記簿、名片等上面的信息時,教育經歷或學位都是極為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一項內容;當尋找一份新工作時,除了非熟練的藍領的工作外,大多數招聘海報的崗位都對學歷有硬性要求,達不到學歷要求的人難免會在海報前英雄氣短;當年輕人通過老式的紅娘或者征婚網站尋找伴侶時,男女雙方的學歷信息都是最基本的信息。在最近兩年燃遍大江南北的人才和人口爭奪戰中,許多二三線城市都推出了文憑落戶的政策。而擁有北大清華這兩個國內最頂級的本科文憑,則無異于獲得一份額外的文憑紅利,因為他們可以直接落戶上海這一國際大都市,而落戶上海的難度甚至不下于跨國移民。

  

   文憑化社會的另一個體現,是人們對文憑的熱捧和瘋狂追逐。這種瘋狂追逐帶來文憑“爆炸”,但也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其中,有走正途者,數年寒窗,苦學不綴;也有數量龐大的異途者,抄捷徑,走后門;還有蒙混造假、招搖撞騙之徒,引發公憤。在職讀研曾經在一個很長時期里風行一時,即使是那些已經功成名就的官員、企業高管、文體明星,也紛紛加入到追逐碩士和博士帽的大潮中。更有甚者,還有像“打工皇帝”唐駿之流的投機者,用“克萊登”式的“野雞”博士文憑公然欺騙大眾視聽。而藝人翟天臨的學歷造假,則將人們不擇手段的追逐學歷的那種貪婪和丑惡暴露無遺,一度成為茶余飯后全民“消費”的熱門話題。由于教育部門提供的在線文憑認證,加之互聯網強大的人肉搜素功能,曾經明目張膽、泛濫成災的文憑造假現象似乎有所收斂,苦讀學子的不平才得到稍許安慰。

  

二、文憑為什么重要?


   文憑化社會的諸多表象反映的實際上是文憑的重要性,進一步說就是文憑的價值。文憑的價值本應體現一個人追求知識的努力程度和結果,但在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人們更關注的是文憑的含金量,也就是文憑可以帶來的功利性價值,如就業機會、收入高低以及社會地位和榮譽聲望等。

  

   文憑的功利性價值,首當其沖的就是文憑是就業的一個“敲門磚”。從理想的用人標準來看,一個人是否適合某個崗位應取決于其個人能力,而個人能力的決定因素很多,遠非一紙文憑所能涵蓋,因而文憑可以作為衡量個人能力的一個重要參考,卻不應成為是否錄用的唯一決定因素。但在實踐中我們卻經常發現,用人單位經常將文憑列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錄用標準,對剛邁出校門的學生更是如此。換言之,在用人單位眼里,文憑和能力差不多是一碼事。為什么現實與理論會如此嚴重地背離呢?原因在于個人能力的難以評價性,也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信息不對稱性——個人知道自己的所長所短、能力大小,但用人單位卻無法獲得與其能力有關的信息。一般而言,評價一個人能力的維度,除了文憑所能反映的教育程度外,還包括實際做事的能力、個人性格、適應性、團隊精神,以及成為口頭禪的“情商”等其它因素。后面這些因素很難進行預先評價,只有在工作了一個時期后方能進行評價。因而,對于雇主而言,新畢業生的個人能力幾乎是不可評價的,而哪些跳槽的人也同樣難以評價,因為新雇主也很難獲取舊雇主的評價信息。在個人能力難以評價的情況下,經過嚴格程序認證的文憑信息自然就成為能力評價的替代品,甚至成為唯一的評價標準了。信息不對稱,或者說個人能力的難以評價性的一個顯見的結果,就是就業匹配市場嚴重的低效率:要么雇主對招來的員工不滿意,要么新入職的員工不滿意雇主。

  

   文憑的功利性價值的一個最直接的度量,就是文憑的“含金量”,即文憑能帶來的收入。來自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的大量調查和經驗研究都得出了一個高度一致的結論:人們的收入水平與文憑等級是一種高度的正相關關系,本科生收入高于中學生,碩士生高于本科生,博士畢業生又高于碩士生。當然,這一結論是針對大樣本和不同等級文憑群體的平均水平而言的,但對具體的個人就不見得成立了。比如,在早期的胡潤中國富豪榜上,相當數量富豪的受教育水平不超過高中水平,以至于有人在總結他們的發家秘笈時,曾有“清華北大,不如膽大”之說(也不排除富豪的自我炫耀),頗讓一些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有種挫折感。不過,上述狀況正在迅速改觀,受過更好教育的互聯網精英越來越多地占據了富豪榜前列的位置。不僅收入水平隨文憑等級而水漲船高,而且經濟學家關于人力資本的經驗研究,還支持了人們從經驗和觀察中默會而來的一個看法:人們在教育上每投入一元錢的回報,都會高于甚至數倍于在商業等方面投入的回報,因而投資于子女的文憑教育,往往被視之為父母最好的一筆價值投資。

  

   除了用真金白銀衡量的價值外,文憑還有一些顯見的社會性價值。比如,在一個越來越講究門當戶對的社會,有學歷文憑的年輕人很容易鎖定異性伴侶的搜尋范圍(無文憑者也一樣),即擁有同樣文憑的同齡人,這被認為會提升婚姻的撮合效率、般配度和穩定性。當然有一利就有一弊,隨之而來的是現實版的灰姑娘故事越來越不容易上演了。再比如,如果在尊貴的各種頭銜如市長、局長、總裁上再加一個博士或博士后的頭銜,則無異于錦上添花,這會讓擁有者更有“面子”。面子往好里說就是社會尊重,而社會尊重是一個人需求或欲望滿足的最高層次。

  

文憑的含金量不僅與文憑的等級有關,而且與文憑的“出身”有關。同樣等級的學歷,其含金量也可能天差地別。教育主政者關于學校和學位類型的種種劃分,不論是將大學分為“九八五”、“211”或普通大學,還是將本科分為普通本科、成人本科和自考本科以及進而將普通本科又分為一本、二本和三本,亦或是主政者不甘寂寞,又推出更加“高大上”的雙一流大學和雙一流學科,其目的有兩個:一是通過對大學教育和科研能力的等級評定,以激勵各大學更加努力的提升教育質量;二是為家長和學生選擇適合的學校提供指引,以免出現既耽誤了學生前程,又不利于社會效率的“錯配”現象。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上述的種種類型劃分也很容易被學生、家長、公眾和用人單位,看成是文憑“含金量”高低的一種官方認定標準。當然,官方的分類和等級劃分還是太粗線條了,難以滿足與文憑相聯系的各利益相關者的精準需要。因此,關于大學和學科的各種排名榜應運而生。在這些難免暗箱操作的排名榜上,清華北大的顯赫名聲使其無可爭議地在每個榜單中排在前兩位,其他大學的座次則有高有低。但總體而言,一個大學在榜單上越靠前,就越有名,其文憑所帶來的“溢價”和“紅利”也就越高:更多的就業機會、更高的收入、更高的社會地位和聲望。因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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